展覽的第二週，陸寒洲在畫廊安排了一場公開對談，請了陳森和一位叫許衡的攝影評論人做嘉賓。許衡在圈子裡資歷很深，寫過幾本攝影理論專著，長期擔任幾個重要攝影獎項的評委，說話向來以嚴苛著稱。他之前沒有對陳森的作品公開發表過評論，但陸寒洲覺得讓他來跟陳森當面對談，會比任何單方面的介紹都更有說服力。
對談在畫廊展廳現場進行，觀眾圍成一個半圓坐在摺疊椅上。陳森和許衡各坐一把椅子，中間放一張矮桌，桌上有兩杯水和各自的資料。許衡五十出頭，戴一副細框眼鏡，頭髮梳得很整齊，穿了一件深灰色的高領毛衣。他坐下來之後先環視了一圈牆上的照片，然後翻開手裡的筆記本，沒有寒暄太多，直接開始了。
“我看了你全部的作品，包括展覽的這些和網上公開的早期系列。”許衡的聲音不高，但很清晰，語氣裡有一種習慣性審視的分寸感，“我想先問一個比較基礎的問題。你這些照片的拍攝動機是什麼？你是在做攝影，還是在做某種……地質調查？”
觀眾席裡有人輕輕笑了一下。陳森坐在椅子上，手放在膝蓋上，沒有急於回答。他看著許衡，然後說：“我在記錄一些我親眼看到的東西。如果那些東西碰巧和地質調查有重疊，那是它們本身的性質決定的，不是我刻意為之。”
許衡點了點頭，在筆記本上記了一筆。“那你怎麼回應這種說法——有人評價你的作品‘用科學外殼包裝普通風景’，‘過度依賴無法驗證的地理敘事來增加作品的厚度’？”
陳森聽出了那句話的來源。方明遠之前在群裡說的那些話已經被轉到了不同的圈子裡，許衡作為評論人顯然也有所耳聞。但他沒有在語氣中表現出任何防禦性。
“如果有人覺得這些照片是在講故事，那可能是因為他們還沒有看過原始資料。”陳森說，“展覽現場有幾本公開的檔案資料，裡面有每一張照片的拍攝引數、時間地點、以及拍攝當天同步記錄的環境資料。任何人都可以翻閱。那些資料不構成敘事，它們只是記錄。”
許衡看了他幾秒，然後合上了筆記本。“我去看過那些檔案。你說得對，那些資料不構成敘事。”他停了一下，把筆記本放在膝蓋上，“但我想問的是另一個問題。這些照片裡的結構，你拍到的那些地下的空間和刻紋，它們不屬於任何已知的人類文明遺蹟。你有沒有想過，如果有一天有人質疑這些結構的真實性，你手裡的那些資料和照片能不能經得起獨立驗證？”
展廳裡安靜了下來。觀眾席上有人微微前傾了身體。陳森能感覺到周圍那些目光中混合著好奇和審視——許衡的問題代表了一部分圈內人的潛在疑慮，他們看了照片，被畫面打動，但理性上仍然保持著一道防線。
“能。”陳森說，語氣沒有變化，“每一張原始檔案都帶有完整的感測器資料和時間戳。拍攝地點全部有獨立的衛星影像記錄。結構本身的物理存在也可以透過地表形態和地質勘探資料來交叉驗證。宋遠舟基金會的公共教育專案已經把這些資料整理成了可公開查閱的檔案。如果有任何研究機構想進行獨立驗證，我隨時可以提供全部原始檔案。”
許衡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也就是說，你不怕被驗證。”
“我不怕被驗證。”
許衡把筆記本重新開啟，翻到新的一頁，在上面寫了幾行字，然後抬起頭來，換了一個話題：“那我們聊聊構圖。你拍這些地下空間的時候，光線的處理方式很特殊。水下的照片裡，你用了一種非常規的布光策略，像是在利用水體本身的散射而不是強行打光。這個方法是從哪裡來的？”
對談從這個問題開始，逐漸轉向了更技術性的方向。許衡問得細緻，陳森答得具體，兩個人之間的對話從最初的審視逐漸變成了一種彼此都投入的技術討論。觀眾席上那些原本帶著疑慮的面孔逐漸鬆弛下來，很多人開始做筆記。
對談結束之後，許衡站起來和陳森握了手。他的表情比開始時鬆動了很多，語氣也少了些距離。“我收回之前聽說的那些評價。你的東西不需要包裝，它們本身就夠了。”
陳森點了點頭。許衡轉身走向觀眾席的時候，一個坐在前排的年輕男人站了起來，看起來三十歲左右，穿著一件剪裁很講究的黑色夾克，手裡拿著一臺看起來價值不菲的旁軸相機。他走到陳森面前，沒有先做自我介紹，而是直接用一種帶著審視的語氣開口。
“你的照片裡有一張，在雅魯藏布江那個系列的第三張——水下的結構邊緣有一個人為的光斑。那個光斑的入射角度和你當時所在的位置不匹配。如果光源來自你攜帶的裝置，那麼照片的拍攝方向應該和光源方向一致，但你的取景框卻偏了大約十五度。你怎麼解釋這個？”
陳森看著面前這個人。他的觀察很仔細，那個角度偏差確實存在，當時他為了避開結構表面的一個反光點，稍微偏轉了相機的位置，導致光斑和取景框之間出現了一個不對稱的偏移。這是一個非常微小、只有認真研究過原始影像引數的人才會注意到的細節。
“那是我調整構圖時產生的偏移。”陳森說，“原始引數裡記錄得很清楚。你可以去檔案裡查那一張的拍攝日誌。”
年輕人看了他幾秒，然後點了點頭，沒有再說別的，轉身走進了人群。
對談結束後，陸寒洲在畫廊二樓的休息區安排了一個小範圍的晚宴，請了許衡、宋遠舟、趙姐和幾位參展的藝術家。陳森坐在長桌靠窗的位置，旁邊是宋遠舟帶來的那位頭髮灰白的女士。陸寒洲介紹說她叫程琬，是某傢俬立美術館的館長，也是宋遠舟基金會的理事之一。
程琬在用餐的間隙裡問陳森：“你這些照片的拍攝週期是多長？從第一個到最後一個。”
“前後大約一年。”
“一年跑七個地方，每個地方都是很深的地下或者水下。你用什麼裝置保障安全？”
“系統的裝置。”陳森說。他說的“系統”是指他隨身攜帶的那些經過特殊改裝的攝影器材——深淵視界和低溫適應能力讓他在極端環境下能夠保持操作精度，而這些能力的載體最終被整合進了他使用的相機和輔助裝置的物理形態中。“我有一套專門為深水和深層地下環境改造過的器材。感測器、鏡頭、密封系統都是定製的。”
程琬點了點頭，沒有追問器材的來源。她把餐巾摺好放在桌上，然後說：“我看了你西北那組照片裡的一個剖面——你從地表到千米深度的連續成像。那個資料鏈非常完整。如果你願意，我們美術館想收藏那一組原始資料中的一部分，用於長期儲存和研究。條件可以談。”
陳森放下手中的水杯，想了一下。“資料可以授權給美術館使用，但不做獨家。我希望這些資料能夠被更多的研究機構接觸到。”
程琬看著他，目光中有一絲不易察覺的意外。“你之前拒絕了沈望的獨家收購條件。現在又拒絕了我的獨家收藏提議。你知道這些資料如果進入市場流通，價值會非常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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