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陽光從窗戶照進來，在辦公桌上切出一道明晃晃的光帶。表嫂坐在那道光的邊上，手裡握著筆，在賬本上記著今天的支出——瓷磚、水泥、沙子、水管、電線，一筆一筆，數字不大，加在一起不小。專案的錢還沒回款，她已經墊了不少進去，公司的賬上越來越薄，她的眉頭越來越緊。
電話響了。她沒看號碼就接了起來。這段時間電話太多——材料商催款的，客戶問進度的，工人請假要調班的。她接電話已經接到條件反射，拿起話筒就說“你好，婉清裝飾”。
“婉清……是我。”
她的手指停住了。那個聲音從話筒裡傳出來，虛弱的，沙啞的，像被人從很遠的地方扔過來，摔在地上碎成了好幾瓣，她拼了半天才拼出那兩個字的形狀——“是我”。
“建國？你怎麼了？”她把筆放下。筆在桌面上滾了一下，碰到賬本，停了。
“我被人打了……住院了……”表哥的聲音斷斷續續的，像訊號不好，又像說話的人每說幾個字就要停下來喘一口氣。“肋骨斷了兩根，左邊兩根，右邊一根。手臂也骨折了，左手，粉碎性的，醫生說可能要打鋼釘。”他又喘了幾口氣，每一聲都像是從很深的地方撈上來的。“老闆拖欠工資，三個月沒發了。我去要，他們叫人打我……好幾個人，拿鐵管的……”
表嫂握著話筒的手在抖。不是心疼的抖，是緊張的抖——她不確定自己該不該信。信了是傻，不信是冷血。她卡在中間，上不去下不來。上一次他說“被人打了住院了”，她匯了五千塊，他拿著錢跑了，連電話都不接。再上次他說“生意週轉不開”，她借了三萬塊，他說“下個月還”，下個月到了，他說“再過一個月”，再過一個月，他消失了。
“你現在在哪家醫院？”她的聲音很平，平得連她自己都覺得陌生。
“廣州……我也不知道叫什麼醫院……工友送我來的，郊區的一家小醫院，門口有個報亭賣茶葉蛋……”表哥的聲音帶著哭腔，那哭腔是真的還是假的，她分不清。以前她能分清的，他每次撒謊都會不自覺地摸鼻子，電話裡摸不摸鼻子她看不到。她只能聽聲音，聲音會騙人。
“婉清，你能不能給我匯點錢？醫藥費欠了兩千多，再不交錢醫院要趕我走了……工友們湊了一千，還差兩千。我這裡沒有熟人了，能借的都借了，能求的都求了。婉清，我沒辦法了。”
沉默。
那沉默很長，長到話筒裡傳來了電流的“滋滋”聲，還有走廊裡護士推車經過的軲轆聲，有人在喊“讓一讓”。表嫂聽著那些聲音，想象著那個畫面——表哥躺在醫院的走廊上，病床不夠，只能加床，被子是灰白色的，薄得像紙。他的手背上扎著針，藥水滴得很慢，一滴一滴的，像時間。他的臉上有傷，嘴角縫了針，眼睛腫得睜不開。他想喝水，床頭櫃上放著水杯，他夠不到，沒有人幫他，他不喊護士，也許喊了也沒人應。
“婉清，我知道我對不起你，但我實在是沒辦法了……”表哥哭了。那哭聲從廣州的電話亭傳過來，穿過幾千公里的電話線，到她的耳朵裡時已經被削薄了很多，像隔著一層厚厚的玻璃。她聽到了，但那聲音進不到心裡。
有人在電話那頭喊了一聲——“張建國，電話別打太久，後面還有人排隊！”聲音很大，不耐煩。表哥趕緊捂住話筒，捂住的聲音悶悶的，但還是漏了幾句——“馬上，馬上就好，我再說幾句。”表嫂閉上眼睛。她想起以前表哥每次開口借錢——說“最後一次”。她每次都覺得真的是最後一次，人不會在同一個坑裡跌倒這麼多次。她低估了表哥，也高估了自己。
她睜開眼睛，看到辦公桌上和表哥的婚紗照。相框已經扣倒了很久，但她知道它在那裡。照片裡表哥穿著黑色西裝，她穿著白色婚紗，他摟著她的腰，她靠在他肩上，兩個人都笑著。那是她一生中笑得最甜的一天。之後她再也沒有那樣笑過。一天之後，她哭了。她不知道那是不是一個預言——先給你嚐點甜頭，後面的都是苦的。她拿起電話，撥了鐵柱的號碼。那邊響了兩聲就接了，背景音是車間裡機器的轟鳴聲，很吵。
“柱子，你哥打電話了，說在廣州被人打了，住院了，要錢。”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下。然後鐵柱的聲音低下來了，低到幾乎被機器的聲音蓋過。“表嫂，你別信他。他上次也是這麼說，結果錢拿去賭了。那五千塊你匯過去，他轉頭就上了牌桌，一把輸光，眼睛都沒眨一下。你在這兒省吃儉用吃饅頭，他在那頭大魚大肉抽中華。他騙過你好多次了，每次都是‘最後一次’。”
“可他這次說肋骨斷了……”表嫂的聲音低了下去。
“上次也說被人砍了，回來好好的。”鐵柱的聲音急了。“胳膊上纏著紗布，說是在醫院躺了半個月。後來呢？紗布拆了，連個疤都沒有。”
表嫂沉默。
“表嫂，你要是信他，你就匯。但別匯太多。匯少一點，幾百塊，夠他看病就行，別匯幾千。”
“他是我老公。”表嫂說。聲音很輕，輕到像是說給自己聽的，不是給鐵柱聽的。
電話那頭沉默了。鐵柱不知道該說什麼了。他張了張嘴，想說“他不是了”，想說“他跑了就不要了”，想說“他對不起你那麼多次，你還管他做什麼”。那些話在嘴裡轉了好幾圈，嚥了回去。
表嫂去郵局匯了五千塊。郵局在老城區的一條巷子裡，門面不大，綠色的招牌已經褪色了，邊角捲起來。她推開玻璃門，裡面有兩三個人在排隊。她站在隊尾，看前面的人填單子、遞錢、拿回執，每個人都很快，幾秒鐘就辦完了。輪到她了。她拿起匯款單，圓珠筆拴在臺子上，塑膠繩磨得發毛。她握著筆，在收款人那一欄寫下表哥的名字——張建國。字寫得很慢，一筆一劃，她發現自己已經很久沒寫過這個名字了。嫁給他之後寫過很多次，結婚登記寫了一次，買房子寫了好多次，離婚的時候寫了一次。離婚時候寫的那次，名字和結婚登記時寫的一模一樣，但已經不是同一個人了。
地址那一欄，表哥在電話裡說得含含糊糊——“廣州某區某醫院”。沒有路名，沒有門牌號，沒有科室，沒有床位號。她把那幾個字寫上去，自己都覺得不像一個能收到錢的地址。
“這個地址不太詳細，能收到嗎？”營業員看了一眼，推了推眼鏡。
“應該能。”表嫂說。她不確定，但她說“應該能”，因為不確定比“不能”好過一些。
五千塊。她匯了五千塊。公司賬上只有三千，另外兩千是她找以前的同事借的。小王，以前在設計部坐她對面，關係不算近也不算遠。她打電話過去，小王說“林姐，你等等，我看看手頭有沒有”，過了一會兒說“有兩千，你先拿去用”。表嫂說“謝謝你”，小王說“沒事，誰還沒個難處”。小王不知道她的難處是前夫。小王以為是她生意上週轉不開。她沒有解釋，解釋太多就是把自己的傷口扒給別人看，她不想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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