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晚沒說話。她等著。
周洋吸了一口煙,把菸灰彈在地上。“她1994年8月失蹤的。我媽媽那年十九歲,剛考上大學,還在老家。接到北京這邊打來的電話,說我姨媽不見了。我媽連夜坐火車來北京,找了三個月,什麼都沒找到。警察說是“失蹤”,不是“死亡”,所以不能按命案處理。線索斷得乾乾淨淨——沒有目擊者,沒有監控——那時候哪有監控——連她最後去了哪兒都沒人說得清。”
他的聲音越來越低,像一根線慢慢往下墜。巷子裡安靜得能聽見牆頭上那隻榆樹的葉子被風颳得沙沙響。
“我媽這些年一首在找。”周洋把煙叼回嘴角,兩手重新插進口袋,“她每年都給西城分局打電話問進展,打了二十年,後來那邊的人換了幾茬,連檔案都找不著了。她自己來北京找過七八回,貼過尋人啟事,找過私家偵探,還上過一個什麼尋親節目——都沒用。所有的線索在1994年8月就斷了。”
“你什麼時候開始查的?”蘇晚問。
“三年前。”周洋偏了偏頭,“我進報社第二年,跟了一個失蹤案的選題,做了半年,在那期間我把我姨媽的事重新翻出來看。我以前只知道她“失蹤了”,但我不瞭解細節。後來我看了當年的卷宗——殘缺的,大部分材料都丟了——但有一點我注意到了。”
“什麼?”
“我姨媽失蹤之前三個月,她的戶籍地址從東城區遷到了西城區松樹衚衕。”周洋看著蘇晚的眼睛,“她搬到了這條衚衕。然後人就不見了。”
蘇晚把那張報紙影印件摺好,還給他。周洋接過去,疊了兩疊,塞回口袋裡。
“你來這個院子,不是來拍照的。”蘇晚說。
“不是。”周洋的笑很淡,嘴角牽了一下,算不上笑,更像是某種確認,“我是調查記者,來這個院子是調查的身份做掩護。我申請了一個關於北京老舊城區變遷的選題,報社批了,給了我半年的時間。但實際上,我查的是我姨媽的失蹤案。”
他掐滅了菸頭,把菸屁股塞進口袋裡——沒扔地上。這個細節蘇晚注意到了。一個在巷子裡抽菸的人,會把菸屁股帶走而不是扔地上——要麼是習慣好,要麼是怕留下痕跡。
“你今天為什麼告訴我這些?”蘇晚問。
周洋沒馬上回答。他抬頭看了一眼天,天上看不見星星,雲層厚,灰濛濛的像一塊髒抹布。他把帽衫的帽子拉上來,擋了擋風。
“因為你在查這個院子的事。”他說,“我也在查。也許我們可以聊聊。”
他看著蘇晚,目光很首接,沒有閃躲。蘇晚在他的眼睛裡看到了一種她很熟悉的東西——不是請求,不是試探,是一種“我己經亮了底牌,你看著辦”的坦然。這種坦然不是勇氣,更像是沒別的選擇了。
他一個人查了三年,查到了這條衚衕,查到了這個院子,但可能查不下去了。他需要一個人幫忙——或者說,他需要一個也在查同一件事的人,哪怕只是分擔一點什麼。又或者,他在試探——看看她知道了多少,看看她是不是那塊拼圖。
蘇晚把手插進外套口袋裡。她的指尖碰到了手機殼,冰涼的。
“你進去吧,”周洋說,“不急。你考慮考慮。”
他轉身往巷子外走。走了兩步又停下來,沒回頭。
“那張報紙——你注意那個日期沒有?”
蘇晚想了想。“9月3日。”
“我姨媽8月下旬失蹤,報紙9月3日才登出來。中間隔了至少一個星期。”周洋的聲音從巷子裡傳回來,帶著一點回音,“一個星期才立案才登報。一個星期裡,發生了什麼?”
他走了。腳步聲踩在磚地上,一下一下的,越來越遠,最後被衚衕口的風聲蓋住了。
蘇晚在巷子裡站了一會兒。風從巷子那頭灌進來,灌得她衣服鼓起來,像一面鼓滿了的帆。她低頭看著地上週洋彈的那截菸灰——己經散了,被風吹得沒了形狀。
一個星期。1994年8月下旬失蹤,9月3日才登報。這中間一個星期,發生了什麼?是誰在拖?為什麼要拖?如果有人壓著不讓登,那個人得有多大的本事,能讓一家報紙、一個派出所都聽他的?
她又想到馬文才,想到錢世明,想到趙德旺每晚去守的那塊碑。這些人的線,是不是都連著同一個結?
她把手從口袋裡拿出來,轉身往回走。回到院子門口,她停了一下,看了看西北角的方向。枯井的位置在黑暗裡看不見,但她知道它在那兒。一塊石板,幾個花盆,三十年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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