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信從信封裡抽出來。
白紙，橫線信紙，酒店房間抽屜裡拿的。紙的質地很薄，背面能看到正面的字跡。字跡工整，一筆一劃，沒有塗改。她寫的時候很慢，每個字都想好了才落筆。
“媽，弟，我做了個手術。如果不順利，這張卡里有五十萬。密碼是弟的生日。別找我。紅梅。”
五十萬。離婚拿到的錢，她留了五十萬給家裡。剩下的存在另一張卡里，放在行李箱夾層。她想過了，五十萬夠弟弟上完大學，夠媽媽把老家的房子翻修一下，再留點養老。
她看著這行字，看了幾秒。
“別找我。”三個字。
她知道媽媽不會找她。不是因為不愛，是因為做不到。她媽連縣城都沒出過，不知道首爾在哪，不知道整容是什麼。她接到電話會說“紅梅你在哪”，但不會來找。她弟瑞遠還在上學，更不懂。等他長大了，可能已經忘了有個姐姐。
她把信摺好，塞回信封。折了兩折，邊角對齊。然後從行李箱夾層裡拿出一張銀行卡，放進信封。銀行卡是深藍色的，上面印著銀聯的標誌，邊角有點劃痕。
信封沒有封死，只是折了一下，放在床頭櫃上。過了一會，她又拿起來，塞進枕頭下面。
躺了一會兒，又坐起來，從枕頭下面把信封拿出來，放進行李箱最底層，用衣服蓋住。
不放在枕頭下面了。萬一明天進手術室之後保潔來打掃，掀開枕頭看到了不好。保潔是個中年女人，韓國的，不會說中文，但她不想讓任何人看到。
她重新拉好行李箱拉鍊，放回床底。拉鍊滑過齒牙，發出鏈條般的聲音，在安靜的房間裡很響。
她留足了郵資，如果自己死了，相信賓館工作人員會發現這封信，替她寄出去。
然後拿起手機，翻到王莉莉的號碼。
螢幕上顯示“莉莉”兩個字。這個號碼她存了三年，備註名字從來沒改過。王莉莉自己加的笑臉符號還在，一個括號加一個笑臉，很老套。
她打了幾個字：“我出趟遠門，可能一段時間不聯絡。別擔心。”
看了看，沒發。
又把那行字刪掉了。
她不想讓任何人知道。萬一手術失敗，就讓所有人以為崔紅梅消失了。沒有人需要來收屍，沒有人需要哭。她已經在信裡寫了“別找我”。她媽會哭嗎？也許會，也許不會。
她媽很少哭，上次哭還是她弟出生那年，二十年前了。她爸死的時候她媽也沒哭，只是坐在床邊發呆，坐了一整天。
她把手機放下，關了燈。
黑暗中，她睜著眼睛。窗簾沒拉嚴，一道光從縫隙漏進來。首爾的街燈是暖黃色的，但透過深色窗簾，變成了銀白。她舉起右手，在黑暗中看著。看不清手指，但她能感覺到無名指上曾經戴過戒指的地方。
那裡有一圈淺淺的印子。
婚戒磨出來的，戴了一年多。黃金的，素圈，沒有花紋，是張浩宇的媽媽李秀蘭給的，從抽屜裡翻出來的。李秀蘭當時說“戴上吧”，語氣像在說把這個杯子放那兒一樣的隨意和敷衍。
她摸了摸那道印子。指腹能感覺到那一圈皮膚比旁邊薄一點、滑一點。像一道看不見的傷疤，不疼，但一直在。她用力按了按，有感覺，但不疼。
凌晨兩點她才睡著。
睡著之前，她想到了八里村那棵歪脖子桂花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