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國慶節要到了。天涼了，早晚得穿兩層衣裳，地裡的莊稼收得差不多了，玉米秸子還立在地裡，葉子乾巴了，風一吹嘩啦嘩啦響。村裡的大喇叭偶爾放幾首紅歌，莊稼人該幹啥還幹啥。縣電視臺播的新聞才叫熱鬧——那個害死小花的人，判了。
縣電視臺這些天連續好幾天都在播這個案子。晚上七點半，村裡有電視的人家都調到縣臺，看那個穿藍制服的主持人念新聞。小花男朋友，某某平——名字不全報，就記住姓什麼了——因在衛校學習期間認識了同校一個女孩，為了能和那個女孩在一起，又不想讓同村其他人娶小花，投毒加害某某花。證據確鑿，經法院判決，執行死刑。
死刑。兩個字的份量，比電視裡念出來的重得多。
好幾天了，整個縣都在說這件事。去代銷店買菸，聽見有人在說；在路上走，碰見幾個人蹲牆根說話，只要湊過去一聽，也是這事。村裡議論紛紛，說什麼的都有。有人說那個男的不是人，有人可惜小花，有人說鳳珠可憐，養了這麼大的閨女說沒就沒了。也有人說，小方家和前街那家親戚從此成了冤家，本來兩家沾著親，現在誰也不搭理誰了。
小方娘好些天待在家裡不出門。以前她揹著藥箱在村裡給人看病，誰家有個頭疼腦熱的都找她。現在那間醫務室的門關著，簾子也不掛了。村裡人因為他家發生的事，看病也不去他家了。不是嫌棄，是不知道該說什麼，見了面說啥都彆扭。
下午放學，老師通知明天國慶節開始放假，佈置了一大堆作業。數學留了二十道題，語文抄生字，還有一篇作文。作業本往書包裡塞的時候，紅宇在後面喊我去他家看玩，我說不去了，收拾好東西就往外走。
回家的路還是那條路，可今天走到小方家後頭老院的時候，我停了一下。
那口黑色棺材不在了。院子空了，從門縫看兩個長凳也不見了，地上只剩下一攤燒紙留下的黑灰，被風吹得到處都是。瓦盆也沒了，大概讓人收走了。黑色的院門緊閉著，門環上掛著一條白布，風一吹就飄，看著空落落的。以前路過這兒我總是害怕，低著頭快走，可今天棺材不在了，我反倒站住了，看了好一會兒。那個男的被槍斃了，小方的姐姐也埋了，可這一切就像做夢一樣，不像是真的。
我揹著書包回到家。
一拐彎，就看見三叔的西輪拖拉機停在了門口。紅色的車身，車斗鐵皮焊的，上頭的泥還沒洗乾淨。三叔平時下地都開它，今天開到家裡來了。我看了看車斗，裡頭鋪著一床舊褥子，褥子上有坐過的印子，還有一灘水漬，不知道是什麼灑了。
我快步走進院子。棗樹底下的鐵絲上搭著好幾件衣裳，被單、枕巾，還有姑姥姥平時穿的那件青灰色對襟褂子，洗過了，晾在那裡，風吹得袖子鼓起來。
爺爺坐在堂屋門口的凳子上，他的臉色很難看，眉頭擰著，嘴角往下撇著，平時那種硬朗勁兒不見了，看著一下老了幾歲。我喊了一聲“爺爺”，他點了點頭，沒說話。
堂屋裡，姑姥爺和大爺在說話。姑姥爺坐在靠牆的椅子上，兩手搭在膝蓋上，腰挺得首首的，可臉上的表情掩不住。大爺站在桌子旁邊，手裡拿著一張紙，像是醫院開的什麼東西，低著頭看。兩個人都沒大聲說話，聲音壓得很低，偶爾有幾個字從屋裡飄出來，什麼“通知”“回來”“商量”之類的。
我站在院子裡，不知道該不該進去，就沒進去。
西姑一個人在廚屋裡刷鍋。灶臺己經滅了，鍋裡的水還熱著，冒著白氣。西姑彎著腰，手伸進鍋裡，用絲瓜瓤子一下一下地轉著刷，鍋沿上的水順著鍋邊往下淌。灶膛裡的灰還沒掏，堆了半灶膛。
我放下書包，走到廚屋門口，問西姑：“奶奶幹啥去了？”
西姑頭也沒抬，手上繼續刷鍋：“去西頭換饅頭去了。”
“換饅頭”就是拿自家的小麥去饅頭房換饅頭，一斤麥子換一斤饅頭。
我又問西姑：“姑姥啥時候回來的？”
西姑把鍋裡的水倒掉，拿乾布擦鍋，鍋底擦得鋥亮，映著灶膛裡的灰光。她說：“上午回來的，你三叔開拖拉機從縣醫院接回來的。”
我站在廚屋門口，往堂屋那邊看了一眼。門開著，姑姥爺和大爺還在說話。
我聽到堂屋裡姑姥爺說了一句：“打電話叫大聖回來吧。”聲音不大，可聽得清清楚楚。
大聖大爺是姑姥姥的兒子，在北京。姑姥姥病了，他應該回來。可“讓他回來”這種話，從姑姥爺嘴裡說出來，聽著不像是普通的商量，像是有什麼事己經定了。
我心裡頭閃過一個念頭——是不是姑姥姥的病好了，才出院回來的？在醫院治了幾天，燒退了，能吃東西了，就回來養著。可是，如果病好了，為啥要叫大聖大爺回來？
我看了看西姑。
西姑把鍋擦乾淨了，鍋蓋蓋上，轉身去水井邊洗手。
“西姑，”我湊過去，壓低聲音，“為啥姑姥爺說讓大聖大爺回來？”
西姑把圍裙解下來，疊了兩下搭在灶臺邊上，看了我一眼，嘴唇動了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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