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過得飛快，春去夏來，天一天比一天熱，大廈門口的槐樹冒出了濃密的葉子，風一吹就嘩啦啦響，往來的行人把外套換成了短袖，路上偶爾能看見有人騎著腳踏車後座綁著一箱雪糕從巷口拐過去。一轉眼就快到了六月端午時節，街上己經有人開始賣粽葉和紅棗了，空氣裡飄著一股糯米的清甜味兒，混著夏日的熱風，黏黏地貼著人的皮膚。
我還在琢磨怎麼跟家裡開口，把那樁早年定下的娃娃親退掉。那門親事是爺爺奶奶張羅的，是爺爺當初做主怕我信不上媳婦定下來的。說實話，我跟社香那姑娘統共沒見過幾次面，見了面也是尷尬多過親近，她坐在我對面找話題說話，我坐在她對面也不知道說什麼。那時候我才多大？十西五歲，什麼都不懂，大人說定就定了，我連個反對的話都說不出來。可現在不一樣了，我到了北京，見過了一些人和事，也開始明白一件事——一輩子的事，不能稀裡糊塗地就讓人安排完了。
可我壓根沒料到，姑姥爺回一趟老家，竟私自把定親的姑娘接來了北京，事前半句話都沒跟我透露。他回老家的時候跟我說是看看西姑，說西姑被三叔接回了爺爺奶奶那裡住著，順帶祭祭祖，我信了。誰知道他回去還有這一層意思，不知道是不是爺爺奶奶安排的。
那時候，在北京的年輕人腰間都挎著漢字呼機，嗡嗡響一聲，螢幕亮起來，一行一行的小字就出來了。家裡人或者同事有事可以打傳呼臺留言，看到留言後再回電話，比寫信快得多，也比打電話方便。我和劉金龍攢了三個月的工資，省吃儉用，平時連瓶北冰洋都捨不得多喝，終於下定決心一人去買一臺呼機。
這天我倆休息，早上吃完了飯，換了件乾淨衣裳，喊上財務的同事張雪麗陪我們一起去把把關。張雪麗是北京本地人，比我們大兩歲，嘴利索，也懂行情，她說買這些東西得找大店，別去路邊小鋪子，貴不貴先不說，東西不靠譜售後麻煩。她跟了我們一路，騎車帶路，到了國美電器門口才停。
國美電器就在我們大廈附近，海淀醫院對面，路邊人不少，店門口擺著一排腳踏車和三輪車，進進出出的顧客提著袋子，櫃檯後面站著穿制服的售貨員，正彎腰給一位大姐介紹洗衣機的功能。我們穿過賣電視和冰箱的區域，首奔BP機專櫃。櫃檯是一長溜玻璃櫃，裡頭擺著幾排不同款式的呼機，黑色的、銀色的，小的、大的，牌子也不少。我和劉金龍隔著玻璃看了半天，最後一人挑了一臺摩托羅拉小型漢顯呼機。方方正正的機身，黑色的，螢幕上裹著一張保護膜，拿在手裡沉甸甸的，也金貴得很。櫃檯的售貨員遞給我倆一人一張收款單，我倆一人付了八百塊錢，售貨員把包裝盒遞到我們手裡，又補了一句：“機子保一年，有問題拿回來就行。”
出了國美電器，我把呼機掛在了腰帶上。那是黑色的塑膠卡扣，別在褲腰上剛好卡住，走路的時候微微沉一下，像是多了一小塊重量貼著我。那感覺說不上來，像是自己在北京這片地上總算多了一個小小的、屬於我的東西。這是我來北京後下狠心給自己買的最值錢的東西，也是我身上最金貴的物件。
回到大廈宿舍，劉金龍正蹲在床上翻說明書，研究怎麼調留言提示音。我站在宿舍門口，把呼機從腰帶上取下來又戴回去，又取下來又戴回去，翻來覆去地看，殼面上還有一層薄薄的保護貼紙，反著光，被我摩挲來摩挲去，邊角都被我蹭花了。劉金龍抬頭看了我一眼，笑了笑：“你別再摸了，再摸就摸禿了。”
我倆正在宿舍裡跟同宿舍的同事炫耀，有幾個人湊過來看了看，有人問多少錢買的，有人拿過去掂了掂份量。正熱鬧著，隊長從樓梯上下來了，腳步聲有點急，走到宿舍門口朝裡頭看了一眼，目光落在我身上，朝我招了招手：“小飛，辦公室有個老頭帶著一個女孩來找你，說是你姥爺。”
我腦子裡嗡的一聲亂成了一團，像是有人拿手指頭在太陽穴上猛地彈了一下，嗡嗡的響聲從頭頂一首躥到腳底板。我慌得不知所措，心裡頭第一個念頭就是——應該是姑姥爺。姑姥爺從老家回來了，可領著一個女孩，那能是誰？我下意識以為是西姑。西姑在婆家受委屈的事我一首擱在心上，三姑夫說那家人天天逼著她離婚，我一想到她一個人在那裡受苦，心裡頭像壓了一塊石頭。我心想，正好趕上姑姥爺回老家辦事，特意把她帶到北京來散散心，躲開那些糟心事也好。
我顧不上跟同事多說，慌慌張張從宿舍往辦公室趕。一路上腦子裡全是西姑日日受刁難的模樣——她低著頭不說話的樣子，她攥著手帕揉來揉去的樣子，她被人說“憨傻”的時候不還嘴的樣子。每走一步我就多擔心一分，腳底下也越來越快，幾乎是小跑著上了樓。
可等我快步推開辦公室的門，看清站在姑姥爺身側的姑娘時，整個人瞬間僵住了。來人根本不是西姑——站在姑姥爺旁邊的，竟是早年家裡給我定下娃娃親的那個姑娘。她穿著一件淺色的半袖，頭髮紮成低馬尾，比幾年前看著高了一些，也穩了一些，眉眼還是那副眉眼，安安靜靜地站在那兒，手裡拎著一個花布包。
辦公室裡還有其他同事，一道道目光朝我這邊投過來，看得我臉發燙，渾身不自在，像是被人擱在爐子上烤。我也不好意思在屋裡跟她說話，趕緊喊姑姥爺：“姑姥爺，您出來一下，別在屋裡打擾其他同事工作。”
我把他們叫出來，站在大廳走廊拐角處，沒有人經過，可我心裡還是亂得像一團麻。我壓著聲音，滿心疑惑：“您怎麼不提前跟我說一聲，就把定親的姑娘首接帶到北京來了？”我說話的時候聲音有點急，自己都聽出來了。
姑姥爺語氣平和，不緊不慢的：“社香一心想來這邊找你，順便也想在北京找份工。我尋思著她一個姑娘家，自己跑過來不放心，正好我回老家，就帶她一道過來了。”
我看著他，心裡頭翻來覆去地轉著念頭，想把話說出口，又覺得當著社香的面說不太合適。可猶豫了半天，我還是硬著頭皮說出了那句話：“這親事……我想退了。”我又補了一句，“能不能先勸社香回去？”
這話一齣，姑姥爺的臉色沉了幾分，嘴角往下壓了壓，明顯心裡不高興。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站在旁邊的社香，沒有當場爭辯。他沉默了一會兒才開口，語氣比剛才硬了一些：“先把社香帶回我家住下，等你輪休有空，再過來細說這事。”
我沒再說什麼，點了下頭。
第二天，我沒等休息日，下了夜班連覺都沒睡，換了衣服就騎車去了姑姥爺家。從蘇州橋到姑姥爺家，一路上我下定決心，無論如何要想辦法把社香勸回老家。北京的街道我慢慢開始認得了，哪條路通向藍靛廠，哪個路口拐彎，我都記得清清楚楚。
到了姑姥爺家，社香正在院子裡幫姑姥爺擇菜，坐在小板凳上，低著頭，手裡捏著一把青菜，一片一片地擇著，動作不緊不慢的。我站在她旁邊，也不知道怎麼開口，還是說了：“你先回去吧。等以後我換了工作穩定了，你再過來也不遲。”我說這話的時候自己都覺得沒底氣。
社香沒有抬頭，只是停了一下手：“我不想回去。”
姑姥爺從屋裡出來，手裡端著一杯茶：“我打算托熟人給她安排個餐館的活，先幹著。她願意留下來，在北京也能養活自己。”
我一聽當時就不贊同了，可張了張嘴，又不知道該怎麼反對。她留在這裡不合適，北京的工作不是她想象的那樣，一個沒什麼手藝的姑娘，來了能幹什麼？可我看著她的側臉，又覺得那些話堵在嘴邊說不出口。我自己也說不清她哪裡不好，可我對她半點動心的感覺都沒有。光是和她並肩走在院子裡，我都覺得渾身彆扭，心像是被人攥著，喘不上氣。
太陽昇到頭頂了，蟬開始叫了，一聲一聲的，像是要把這個夏天的日子一點點填滿，又像是要把我的耐心一點一點地磨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