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熱的六月，熱風年年吹過豫北的麥田。麥子割了一茬又一茬，玉米種了一季又一季，村子還是那個村子，院子還是那個院子，棗樹還是那棵棗樹。可人走了，走了一年又一年。
距離父親、後媽帶著弟弟一家三口動身遠赴北京，己經整整兩年了。那年我十五歲，明明是一家人，他們三口收拾行囊奔赴京城落腳，唯獨我獨自留在鄉下。當初我打心底牴觸後媽處處算計的圓滑客套，又怨父親漸漸冷淡疏離，便順勢藉著要留在老家守著工地一個小工角色，繼續在工地幹活謀生為由，一口回絕了一同進京的打算。他們走的那天，我站在院門口，看著爸爸收拾行囊，後媽抱著弟弟坐在後鬥上，車斗上捆著一個大編織袋，袋子鼓鼓囊囊的，裡頭裝著被子、衣裳、爸爸的修車工具。他們沒有回頭，我也沒喊他們，就那麼看著他們出了巷口，拐了個彎，不見了。
為了這件事，我還跟爸爸大吵了一架。那天晚上堂屋的燈亮著，他坐在椅子上，我站在門口，他一句“你咋這麼不懂事”，我一句“你咋不問問我想不想去”，吵著吵著，我也不知道哪來的火氣，衝進廚屋拿了把菜刀，刀刃在燈光下閃著光，我舉著刀對著自己的胳膊，說“你要再逼我我就砍下去”。爸爸當時愣住了，後媽站在旁邊沒敢說話，奶奶從裡屋跑出來，抱著我的胳膊，把刀搶走了。那晚誰也沒再提去北京的事。
爸爸當時可能也看出我和後媽合不來，不願意跟他們一起生活。他後來再也沒提過讓我去北京的事，像是把那個念頭連根拔掉了。
一晃兩年過去，我己經年滿十七。再有兩月過了生日就年滿十八了，少年時心裡憋著的委屈與諸多未解的疑團，日積月累，像水一樣慢慢滿了，溢位來，淌得哪兒都是。我沒有一天不在想，為什麼他們是一家三口，我是一個人；為什麼他們去北京，我留在老家跟他們合不來；為什麼後媽說什麼他都信，我說什麼他都不聽。那些疑團像一根根刺，紮在肉裡，拔不出來，也化不掉。日積月累，讓我打定主意，獨自動身去往北京。我不為投奔他們，只是想自己去看看，那個他們頭也不回奔去的地方，到底是什麼樣的。
原因是，兩年我到處和二表哥城裡到處混不回家，爺爺奶奶擔心我出事，爸爸看我不成才，在家這樣混日子，不學好，擔心我今後不走正道。他們和爺爺奶奶商量讓我當兵去。說我年齡不到，奶奶找了她的侄子還把我的年齡虛報了一歲，讓我過了當兵的年齡線。但爸爸希望我早點去部隊鍛鍊三年，以後能託原來空軍指揮學院的人想辦法給我轉成志願軍，說當了志願軍就不用回來種地了。可我因為偏瘦貧血，體檢不合格。奶奶又找武裝部工作的侄子跑斷了腿去求人家走後門，總算同意了我去當兵。通知下來後，定的二十九號剃頭換裝。
那幾天家裡忙活起來，奶奶給我量了身高尺寸，去鎮上扯了布，說要給我做一身新衣裳，等去了部隊穿上。我把這事跟三叔說了，二爺家的三兒子當年當兵正好退伍回來，三叔聽了之後強烈建議我不要去當兵，說部隊頭三個月太苦了，新兵連天天跑五公里，半夜還要緊急集合，受不了那個罪。他各種阻攔，奶奶聽了心裡也打鼓，心疼我，也猶豫了。
最後爺爺奶奶問我不去當兵還能幹什麼，什麼都不會，難道就在家種地嗎？再說了，這邊當兵各種檢查都通過了，不去怎麼給人家交代？爺爺奶奶不知所措，坐在堂屋裡，你看著我我看著你，誰也沒主意。三叔蹲在院子裡抽了一根菸，站起來出了個主意，說懷寶哥家的瑞民想去當兵，因為沒有關係去不了，正好讓他頂替小飛的名字。瑞民哥想去炮兵，他身體素質比我好，被選上了。
就這樣，我為了人家不會找上門問情況，連夜一個人背起行李出發去了北京。那天晚上天很黑，沒有月亮，我揹著一條被子、兩身換洗衣服、跟姥爺要了一百二十塊錢說買衣服，不吭聲出發了，悄悄推開了院門，沒有跟任何人告別。奶奶在東屋睡著了，爺爺在堂屋裡打呼嚕，我站在院子裡最後看了一眼那棵棗樹，月光下它的影子黑乎乎的，一動不動地站在牆角。我轉身走了，小方騎著摩托車在院外等著，把我送到了縣城的長途汽車站。
後來我才知道，武裝部那個親戚早就知道我不想去當兵，把名額留給了三個比我身體素質好的人補缺了名額。我的名字被換掉了，瑞民哥頂替我的名字去了炮兵部隊，我成了一個逃兵。
就這樣，在爺爺奶奶家裡人誰都不知道的情況下，我一個人來到了北京。
下了火車，北京西站人山人海，南來北往的人扛著大包小包，擠擠挨挨的，廣播聲一遍一遍地響著，有人喊有人叫，亂成一鍋粥。我站在出站口，不知道該往哪走。身上帶的錢不多，加起來不到八十塊錢，我攥著那些錢，手心全是汗。
在火車站，我認識了一個跟我同齡的重慶男孩，叫馬偉。他也是初來北京找工作，站在火車站門口東張西望，我倆對視了一眼，他先開口問我：“你是找工作的嗎？”我說是。他說他也是。就這樣我倆結伴，每天在北京大街小巷到處打聽哪裡招人。起初我倆還覺得新鮮，北京城太大了，樓高得脖子都仰酸了，公交車一輛接一輛，路上的人走路都帶著風。可幾天下來，跑了不少地方，人家一看我倆又瘦又小，又是外地來的，要麼不要，要麼說“人滿了”。我倆互相打氣，說再找找，再找找。
首到我倆堅持快半月了，身上的錢花的所剩無幾的時候，一天晚上我倆蹲在立交橋底下，馬偉忽然想起來，說他小姨在農業大學是個教師。他說：“咱去找她，她肯定能幫咱想想辦法。”我問他地址，他從兜裡掏出一張皺巴巴的紙條，上頭寫著一個地址，字跡被汗洇溼了，模糊得認不太清。他說能找到。
我倆白天按照地址到處打聽，走了不知道多少條街，問了多少個人。可晚上沒地方住，就睡在天橋底下，或者火車站候車廳裡，靠著牆，把包當枕頭，合衣睡一夜。餓了就買一包泡麵幹啃，掰成兩半，一人一半，嚼得嘎嘣響，就著自來水嚥下去。北京的夏天晚上也不涼快，蚊子多，咬得滿胳膊是包，撓了又癢，癢了又撓，撓破了皮也睡不著。
最後，馬偉還把地址弄丟了。那張紙條不知道什麼時候從兜裡滑出去了，翻遍了所有口袋也沒找到。他蹲在路邊，兩手抱著頭，半天沒說話。
無處可去的我倆，我想到了藍靛廠的姑姥爺。姑姥爺在北京住了這麼多年，上次見他是姑姥姥去世的時候，他走的時候佝僂著背，沒有回頭。我一首記得那個背影。
我倆一路沿著河邊走，靠著兩張嘴打聽。河邊的柳樹垂下來，枝條掃著水面，綠油油的。我們走一段問一個人，走一段又問一個人，“藍靛廠怎麼走？”“姑姥爺家在哪兒？”有的人搖頭，有的人指了指方向，說“往前再往西”。走到腳底板發疼，走到天都快黑了，終於找到了藍靛廠，找到了姑姥爺家。
院門虛掩著，我推開門，看見姑姥爺正坐在院子裡擇菜。他聽見門響，抬起頭來，看見是我，手裡的菜掉在了地上。
姑姥爺驚訝的看著我倆大包小包的找上門愣了好半天才緩過來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