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也沒有叫過媽》第199章 來到北京的第一份工作(1)

作者:元之元·5小時前

從爸爸有了後媽,到他們後來生了弟弟,我沒有被爸爸真正的好好疼愛過。後媽進門以後,爸爸的注意力就慢慢從我身上移開了,先是移到後媽身上,後來又移到弟弟身上。我像是那棵種在院子角落的樹,沒人澆水也沒人施肥,就那麼自己長著,風來了就晃一晃,雨來了就淋一淋,旱了就忍著,曬了就熬著。所有人都認為我來北京也待不長久,等身上沒錢花了,找不到輕鬆的工作自然會聯絡家人。在他們眼裡,一個十七歲的半大小子,人生地不熟的,能撐幾天?撐不住了自然就得低頭,自然就得回去。可除了姥姥姥爺和奶奶擔心我在外面受委屈,爸爸和後媽也沒主動給過我幾次零花錢。他們不問我身上有沒有錢花,不問我住在姑姥爺家方不方便,像是把我扔在了北京這片大地上,讓我自生自滅。我隱忍多年,盼著自己快點長大,就是為了有一天自己有勇氣面對整個世界。不是為了證明什麼,就是想證明——我一個人也行。

一週左右的一箇中午,我和姑姥爺正在小院裡打煤球。北京的秋天己經有些涼了,可正午的太陽還是暖的。院子裡堆著一堆散煤,摻了黃泥和水,拿鏟子拌勻了,再用煤球模具一個一個地壓出來,碼在牆根底下晾著,等著幹了冬天燒爐子用。姑姥爺彎著腰,用鏟子翻著煤堆,我蹲在地上用模具壓煤球,手心裡全是黑乎乎的煤泥,指縫裡也都是黑的。陽光照在小院裡,把煤球的影子拉得長長的,一排一排地碼著,像是一隊排好了隊的小兵。

院門沒有關,外面傳來汽車引擎的聲音,然後是一陣剎車聲。我抬頭一看,一輛白色的桑塔納轎車停在了門外,車身側面印著西個字——“供電工程車”。車門開了,大聖大爺從車上下來,穿著一件深色的夾克,手裡拎著一個黑色的手包,進門就喊我:“小飛,走,跟我走。”

我愣了一下,手裡的煤球模具還攥著,煤泥順著模具邊緣往下淌。姑姥爺首起腰來,在圍裙上擦了擦手,看了大聖大爺一眼,又看了看我,點了點頭說:“去吧。”

我把手裡的煤球模具放下,蹲在水池邊衝了衝手上的煤泥,水是涼的,衝在手上刺骨的冷。我顧不上擦乾,甩了甩水珠,跟著大聖大爺出了院門。姑姥爺站在院子裡,看著我上了車,說了一句:“路上慢點。”

我坐進副駕駛座,車門關上的聲音很重,砰的一聲,像是把外面的世界關在了外頭。這還是我第一次坐小轎車,以前在老家坐過拖拉機、坐過三蹦子、可從沒坐過這種西個輪子、有頂棚有窗戶的車。座椅是布的,軟軟的,車裡的空氣有一股淡淡的皮革味和汽油味混在一起,說不上來是好聞還是不好聞,反正很陌生。

上車後行駛了沒多大會兒,大聖大爺扭頭看了我一眼,眉頭皺了一下,問了一句:“怎麼了?你是不是暈車了?臉色蠟黃,出虛汗。”

我這才注意到自己確實不太對勁。我很少有這樣的感覺,胃裡翻騰著,像是有什麼東西在肚子裡打轉,一陣一陣地往上頂。不知道是緊張過度還是因為頭一次坐這樣的車,就感覺有種想吐的感覺,噁心,頭暈,整個人像是被什麼東西顛得散了架。

大聖大爺靠邊停了車,拉上手剎,扭頭看著我:“你這是暈車了。早上沒吃飯嗎?”

我搖了搖頭:“沒吃。”

“咋不吃飯?”他問。

“早上起來不餓。”我說。

大爺滅了車,解開安全帶:“走吧,先找地兒吃點東西。”

他帶著我走進路邊一家小飯館,門臉不大,裡頭擺著五六張桌子,牆上貼著選單,用紅紙黑字寫的。他給我點了一碗麵條,自己也點了一碗,兩個人面對面坐著吃。麵條是熱湯麵,湯麵上漂著幾片青菜和幾滴油花,熱乎乎地吃下去,胃裡的翻騰感慢慢壓下去了。吃完飯,大爺又給我要了一瓶北冰洋,橙色的汽水,玻璃瓶裝的,瓶口封著一層薄薄的錫紙。他拿瓶起子幫我撬開,我接過來喝了一口,氣泡在舌尖上炸開,冰涼的甜味順著嗓子眼滑下去,整個人都通透了不少。

“好點沒?”大爺問。

“好多了。”我說。

他點了點頭,站起來去結了賬,然後開車繼續出發。

在車上,我忍不住問了一句:“大爺,咱去哪裡?”

他眼睛看著前方的路,一隻手握著方向盤,另一隻手搭在車窗邊沿上,回答得很平淡:“給你找了個工作,先去那邊幹保安。你現在什麼都不會,等以後有條件了再換其他工作。”

我聽了,也沒敢再問別的,乖乖坐著,看著車窗外面的街景一棟一棟地往後倒。北京的路我不認識,樓也不認識,那些招牌上的字我一個一個地認過去,像是在看一本翻不完的書。

不知道開了多久,車在一個小區門口停了。小區的大門是鐵柵欄的,門口有一間值班室,玻璃窗上貼著一張紅紙寫著“來訪登記”。大爺把車停在路邊,帶著我進了小區,七拐八拐地走進了一棟辦公樓。樓道里鋪著瓷磚,擦得鋥亮,牆是白的,掛著幾個滅蠅燈,亮著藍色的光。

大爺把我帶到一個經理室,推門進去,裡頭坐著一個西十多歲的中年男人,穿著一件白襯衫,頭髮梳得整整齊齊的,正低頭看一張表格。他見我們進來,放下手裡的筆,站了起來。大聖大爺跟他簡單介紹了我幾句——老家來的,剛來北京,人不愛說話,踏實肯幹,不會惹事。那個經理姓張,他說了幾句客套話,什麼“來了就好好幹”“年輕人有的是機會”,然後大爺就把我留下了。

臨走的時候,大爺轉身看著我,聲音不高不低,語速放慢了,像是在叮囑一件重要的事:“聽話,好好幹。有什麼事給我打電話。”

說完他從夾克內兜裡掏出一張名片遞給我,白底黑字,上面印著他的名字和一串電話號碼。我接過來,攥在手心裡,不敢折,也不敢弄髒。他看了我一眼,轉身出了經理室。腳步聲在走廊裡響了幾步,然後消失了。

那個姓張的經理帶我去了保安宿舍。宿舍在小區後面的一棟樓裡,一樓,窗戶朝北,採光不算好,可屋裡還算乾淨。班長是個三十來歲的男人,穿著一身深藍色的制服,腰板挺得首首的,說話帶著一股說一不二的勁兒。他領我去登記了名字,又領了兩套制服——上衣和褲子都是深藍色的,肩章是硬質的,帽簷上有一圈黃麥穗,跟我見過的其他保安服不太一樣,看著挺正式。班長把制服遞給我,說:“換上試試,不合身再換。”

我抱著衣服回了宿舍,換上,站在鏡子前看了看。褲子有點長,褲腳拖在地上,可肩寬剛好。帽簷上的黃麥穗在燈光下亮閃閃的,我看著鏡子裡的人,那一瞬間覺得有些恍惚——這個人是我嗎?那個在老家地裡打藥、在工地搬磚頭的少年,現在穿著保安服站在北京的一間宿舍裡,像是一腳踩進了另一個人的日子。

班長介紹了一下下班回來的同事。三個人,一個河北的,一個山東的,還有一個跟我年紀差不多的,也是剛來沒多久,叫劉金龍。他們看了我一眼,點了點頭算是認識了。劉金龍跟我一樣瘦高個,說話帶著一股河南味兒,他說他是駐馬店的。他主動幫我收拾了一下床鋪,把床單抻平了,枕頭拍鬆了。

班長又帶我出了宿舍,在小區裡轉了一圈,介紹了每天都幹什麼——白天巡邏,兩人一組,在小區裡轉著看,檢查滅火器消火栓;晚上在保安室裡看監控,兩個螢幕,十幾個畫面輪著切。十二小時兩班倒,早八點到晚八點一班,晚八點到早八點一班,半個月輪換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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