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貓是後半夜回來的。
月亮被雲層遮住了，巷子裡黑得像潑了墨。他從牆頭翻進來的時候，腳踩在瓦片上，沒有發出任何聲響。但陳驍聽到了——不是腳步聲，是呼吸聲。老貓的呼吸比平時重了一點點，只有一點點，但陳驍和他一起待了八年，能分辨出他呼吸的每一個細微變化。重了，說明他緊張。緊張，說明他看到了不該看到的東西，或者聽到了不該聽到的話。
陳驍從槐樹下站起來，匕首握在手裡，刀尖朝下。“怎麼樣？”
老貓蹲在他面前，把弩放在地上，從懷裡掏出一個東西——一塊布，髒兮兮的，灰白色，邊角磨得起毛了。他把布展開，裡面包著幾樣東西：半塊幹餅，硬得像石頭，咬一口能把牙崩掉；一根蠟燭，燒了一半，燭淚凝在蠟身上，像乾涸的眼淚；一張紙，疊成小方塊，邊角發黃，像是被人揣在懷裡揣了很多年。
“那老頭住在城南的破廟裡。”老貓的聲音壓得很低，低到只有陳驍能聽見，“廟在荒地上，周圍沒有人家，只有野草和墳頭。廟門塌了半邊，牆上的白灰掉了一大半，露出裡面的青磚。他住在正殿裡，佛像後面隔了一間小屋，一張木板床，一床破被子，一盞油燈。這些是他床頭找到的。”
陳驍拿起那張紙，展開。紙很薄，很脆，稍一用力就會碎。上面寫著字，字跡工整，一筆一劃，是老派讀書人的寫法。內容不多，只有幾行——
“沈公諱硯，翰林學士，太子太傅。天啟三年春，被誣結黨營私，妄議朝政。上怒，賜死。公臨刑，神色不變，唯嘆曰：‘吾一生唯讀書寫字，不曾負人，人何負吾？’左右皆泣。公有一孫女，名蘅，年十六。公臨終託於老僕福安，曰：‘帶她走。離開京城。越遠越好。’”
陳驍的手指停住了。
福安。福伯。老頭的名字叫福安。他是沈家的老僕，是福伯。不是別人，是福伯。那個每天在灶房裡燒火做飯、蹲在門檻上抽菸、腰疼得首不起來還硬撐著說“不礙事”的福伯。他認識沈硯，認識沈蘅的母親，認識沈家的每一個人。他在沈家做了幾十年的僕人，看著沈蘅從小長大，看著她從大小姐變成沒落孤女。他沒有離開她，不是因為他沒有地方去，而是因為他不忍心。
沈硯臨終前把他叫到床前，說“帶她走。離開京城。越遠越好。”他帶著沈蘅離開了京城，去了平陽縣，在一條小巷子裡開了一間小書肆，過了一年多的日子。他以為沒有人會找到他們，以為沈蘅可以安安靜靜地活下去。但陳驍來了。陳驍帶著一身的傷和血，闖進了他們的生活，帶來了麻煩、追兵、爆炸、殺戮。他把沈蘅從一個沒落的大小姐變成了一群亡命之徒的同夥。
“他每天去巷口站著，不是盯梢。”老貓的聲音很平，但陳驍聽出了那平底下的東西——是理解，也是不忍，“他是在看。看我們有沒有出事，看有沒有人追來，看沈蘅安不安全。他怕我們死了，怕沈蘅死了。”
陳驍把紙摺好，塞進懷裡。貼著胸口，和鎮南侯的信、白袍人的戒指在一起。三樣東西，三個人——一個要殺他的，一個恨他的，一個默默守著他的。
“他在廟裡跪了一夜。”老貓說，“跪在那尊缺了半個腦袋的佛像前面，手裡捻著佛珠，嘴裡唸叨著‘老爺，我對不起你。我沒有看好小姐，讓她受苦了。’唸了一遍又一遍，唸到天亮。”
陳驍沉默了很久。他想起福伯在平陽縣的日子。每天早上起來生火做飯，蹲在灶房門口抽菸，眯著眼睛看天，不說話。沈蘅讓他歇著，他說“不礙事”。沈蘅讓他吃藥，他說“不苦”。沈蘅讓他不要抽菸了，他說“戒了”。抽了一輩子煙，說戒就戒了。不是為了自己，是為了多活幾年，多陪沈蘅幾年。
“明天我去找他。”陳驍說。
老貓看著他。“他不想讓我們知道他是誰。”
“我知道。但他一個人住在破廟裡，吃幹餅，睡木板床，跪一夜。我們不能當不知道。”
老貓沒有再說話。他端起弩，上了屋頂，蹲在最高的那片瓦上，盯著巷口的方向。
天亮了。陳驍一個人出了門。
他沒有帶刀。不是忘了，是故意的。帶著刀去，福伯會覺得他是去質問的，去逼問的，去興師問罪的。他不想讓福伯覺得他在生氣。他沒有生氣，他只是想知道——為什麼？
城南的荒地比他預想的更荒。路是土路，坑坑窪窪的，昨天下了雨，積水還沒幹，踩上去一腳泥。兩邊的野草比人還高，枯黃枯黃的，被風吹得東倒西歪，像一群站不穩的老人。草葉上掛著露水，走過去，褲腿溼了大半。墳頭散落在草叢裡，有的有碑，有的沒碑，有的塌了半邊，露出裡面的棺材板。
破廟在荒地的盡頭，孤零零的，像一個被遺棄的老人。廟門塌了半邊，門板上的黑漆己經剝落了大半，露出裡面灰白色的木頭。牆上的白灰掉了一大片，露出下面的青磚，磚縫裡長滿了青苔，溼漉漉的。屋頂上的瓦片碎了好幾處，用茅草胡亂塞著，茅草被風吹得七零八落。
陳驍站在廟門口，沒有進去。
福伯坐在正殿的蒲團上，背對著門，面對著那尊缺了半個腦袋的佛像。佛像的臉只剩下半邊，一隻眼睛，半邊鼻子，半張嘴。嘴角微微上翹，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福伯的腰彎得很低，頭幾乎碰到了地面。他沒有動，不知道是在祈禱還是在睡覺。
“福伯。”陳驍叫了一聲。
福伯的身體僵了一下。他沒有回頭，就那麼弓著腰，像一尊凝固的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