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盜門鎖簧轉動，鐵門拉開。昏黃的白熾燈光從門縫裡洩出來，照亮了站在門內的女人。頭髮白了一半，眼角爬滿細紋，手裡還端著半個正在削皮的土豆。
比記憶中年輕了許多。
江朝陽開口：“媽，我，朝陽。”
門縫拉大。江母手裡的削皮刀停住，眼睛瞪大，隨即一把拉開鐵門，把江朝陽拽了進去。
“你小子不在單位待著，跑回家裡來幹嘛？前兩天聽人說你才剛被局裡表彰，得了個什麼先進。尾巴翹到天上去了是吧？這時候不在領導面前多露露臉，瞎跑什麼。”
絮叨，綿密。江母一邊數落，一邊把土豆扔進水盆，轉身進廚房拿碗筷。
狹窄的客廳裡，擺著一張摺疊圓桌。
江父坐在桌邊。面前放著一盤拍黃瓜，一碟花生米。手裡端著二兩裝的白酒杯，正淺淺地抿著。
聽到動靜，他把酒杯放下，看了一眼兩年沒踏進家門的兒子。
“朝陽啊，啥事。”
拉過一把條凳，江朝陽在桌邊坐下。接過母親遞來的米飯，他扒了兩口，放下筷子。
“三社要撤併了。”
屋裡靜了。江母從廚房走出來，手裡拿著抹布，忘了擦桌子。江父夾花生米的筷子停在半空。
棉紡廠的職工，鋼廠的大廚。江家是標準的雙職工家庭。十年前，這樣的家庭組合走在大街上，脊樑骨都比別人挺得直。生老病死，廠裡全包。生孩子有廠辦醫院，上學有子弟學校，老了有退休金。
現在的局勢早變了。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國營大廠外強中乾，冗員嚴重，生產裝置老化，出產的商品在市場上根本競爭不過南方的私營小廠。不管是鋼廠還是棉紡廠，倉庫裡的庫存堆成了山，發工資全靠向銀行借貸拆東牆補西牆。工人們人心惶惶，找門路、託關係，試圖跳出這個即將沉沒的泥潭。
江父放下筷子，拿過桌上的紅塔山，抽出一根叼在嘴裡。江朝陽劃了一根火柴，湊過去把煙點燃。
青煙升起。
江父吸了一口：“市裡要成立新供銷社？”
“會保留一個大型的新社。能進去的骨幹是少數。剩下的，要麼去下面的窮鄉鎮熬日子，要麼拿安家費自謀出路。”江朝陽陳述事實。
“臭小子，你要從家裡拿錢去跑關係？”江父盯著他的眼睛。
打點關係，送禮鋪路。這是尋常人家遇到這種事的第一反應。用半輩子的積蓄，去買一張通往新大樓的船票。
江朝陽搖頭。然後又點頭。
“爹。花錢鑽進一棟即將倒塌的大樓，那叫冤大頭。”江朝陽端起桌上的酒瓶，給老頭子的空杯滿上，“我打算把三社的門臉盤下來，自己幹。”
客廳的空氣停滯。江母手裡的抹布掉在地上。
“你要當個體戶？！”聲音尖銳，帶著無法掩飾的驚恐。
八十年代末，個體戶不是什麼光彩的稱呼。在老一輩產業工人的字典裡，這是個貶義詞。街頭賣瓜子、擺地攤、倒騰舊衣服。那是連媳婦都娶不上的盲流、沒有單位接收的勞改釋放犯才去乾的營生。
一個拿了二等功的轉業軍人，一個市裡剛表彰的先進工作者，放著國家幹部的身份不要，去當倒爺。
這無異於晴天霹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