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錢。”保羅直言不諱，“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種植園——香料、甘蔗、茶葉——經常爆發病害，損失慘重。範·德森的工作就是找出病因和防治方法。但據我所知…”老人壓低聲音，“公司也在讓他研究另一件事：如何讓競爭對手的種植園得病。”
陸繹後背一涼。
“葉逢春想要的就是這個？”
“恐怕是。”保羅重新坐下，雙手交叉放在桌上，“陸大人，我不知道你們在查什麼案子。但如果葉先生真的拿到了荷蘭人的植病手稿，那事情就嚴重了。那不只是治一種病，是掌握讓上百種作物生病的方法——而且是可以人為控制時間、範圍、烈度的方法。”
窗外傳來教堂的鐘聲，噹噹噹，悠長而沉重。
陸繹收起畫像和地址，最後問：“保羅先生，您覺得葉逢春這個人…是自願做這些事的嗎？”
保羅想了很久。
“我第一次見他時，他問了一個問題：‘如果一種作物能救千萬人，但也會讓另一些人破產，該不該種？’”老人慢慢說，“我回答他，科學家的責任是讓作物長出來，至於其他的，是政治家的責任。他聽了苦笑，說‘在中國，科學家和政治家，往往是同一個人’。”
他看向窗外，目光深遠：“第二次見他時，他眼角有淚痕。雖然很快掩飾過去了，但我看到了。一個會為植物病害流淚的人…我不相信他本性邪惡。”
談話結束前，保羅從書架深處翻出一個小鐵盒，交給陸繹：“這是葉先生第一次走後，我整理的‘真菌病害防治基礎’，包括你們說的番薯褐斑病。本來想託人帶給他，現在…交給您吧。”
鐵盒很輕，但陸繹接過時，覺得沉甸甸的。
走出診所時，藥材商在外頭等著，小心翼翼問：“陸大人，咱們接下來…”
“你回福建。”陸繹說，“繼續做你的藥材生意，就當沒見過我。如果有人問起保羅先生，就說他什麼都不知道。”
“那…那葉先生…”
陸繹沒回答。他站在媽閣廟的石階上，看著海港裡停泊的那些遠洋帆船——葡萄牙人的卡拉維爾帆船，荷蘭人的弗魯特商船，還有幾艘懸掛著鄭家令旗的中國商船。它們在渾濁的海水裡輕輕搖晃，桅杆上的旗幟在鹹溼的風裡啪啪作響。
南洋的風，終究還是吹過來了。
帶著病菌，帶著陰謀，帶著一本可能改變農業戰爭規則的手稿。
他摸了摸懷中的鐵盒，又想起葉逢春畫像背面那句話：“農事本為生民立命，今以此害民，心實不安。”
那個會為植物流淚的讀書人，現在在哪裡？
是在南京魏國公府的深宅裡，對著荷蘭人的手稿痛苦掙扎？還是已經徹底沉淪，成了這場陰謀裡最鋒利的那把刀？
陸繹不知道。
但他知道，必須儘快趕到南京。
趕在葉逢春做出無法挽回的選擇之前。
趕在那本手稿，變成真正的大明災難之前。
海鷗在頭頂尖鳴，像在預警一場即將到來的風暴。
而風暴眼裡，是一個書生，和一本來自萬里之外的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