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啟的奏摺是在秋收慶典後的第五天送到的。摺子寫得很剋制，但字裡行間透出的焦慮像紙背滲出的墨——他用了整整三頁紙，只算了一筆賬：
“臣據河南、山東、北直隸三省報，染瘟紅薯田計十二萬八千畝。依《防治要則》，每畝需施藥三次，每次需石灰二十斤、硫磺三斤。計需石灰七百六十八萬斤，硫磺一百一十五萬兩千斤。然三省官倉所儲，石灰不足百萬斤，硫磺不足十萬斤。缺口…巨大。”
“更甚者，奸商囤積居奇。臣遣人暗查，山東兗州、河南開封、北直隸保定三地，市面石灰價格已漲三倍，硫磺有價無市。有糧商王懷禮餘黨，暗中收購藥鋪存硫，轉藏於民宅，待價而沽…”
陳默把奏摺放下，看向坐在對面的宋應星：“宋卿，徐光啟算的賬，準嗎？”
宋應星手裡捏著個算盤，指尖在珠子上停了停：“只多不少。而且…這還沒算江南。若魏國公在南方如法炮製，需要的藥材還得翻倍。”
暖閣裡靜了片刻。窗外的秋陽很好，把御案上的奏摺照得一片金黃，但屋裡的空氣卻沉得能擰出水來。
“也就是說，”陳默慢慢說，“敵人燒了咱們的糧，現在還想掐斷咱們的藥。”
“是。”宋應星頓了頓，“但臣有個想法…或許可以不用硫磺。”
他起身走到牆邊掛著的作物圖前，手指點在“葡萄”那欄：“西洋教士曾言，法蘭西國葡萄園多染黴病，農人用硫酸銅與石灰水混合噴灑，可防治。此液色如波爾多紅酒，故稱‘波爾多液’。”
“銅？”陳默皺眉，“大明產銅不多。”
“日本產。”宋應星轉身，“而且…鄭芝龍的船隊，常走日本航線。”
話說到這裡，意思已經很明白了。陳默靠在椅背上，手指無意識地敲著扶手。鄭芝龍——那個盤踞東南沿海、亦商亦盜的海上梟雄，去年剛被“招安”，封了個游擊將軍的虛銜，實則仍控制著從福建到日本、琉球的海路。
用他，等於把防疫的命脈交到海盜手裡。不用他，幾百萬斤石灰硫磺的缺口，三個月內根本補不上。
“皇爺，”王承恩小聲提醒，“鄭芝龍在京的代表，前日遞過帖子，說想覲見…”
“說什麼事了嗎？”
“說是…進獻‘海外國器’，以表忠心。”
陳默笑了。什麼海外國器，不過是投石問路。鄭芝龍這種在刀尖上舔血的人，最懂什麼時候該下注。
“傳他來吧。”他說，“順便…把戶部、工部的堂官也叫來。”
鄭家的代表叫鄭鴻逵，是鄭芝龍的族弟，三十出頭，精瘦幹練，說話帶著閩南口音但努力咬準官話。他帶來的“海外國器”是架單筒望遠鏡，黃銅鏡身，鑲嵌著玳瑁和象牙。
“此物名‘千里鏡’，紅毛番所造，於海上可觀十里外船帆。”鄭鴻逵恭敬呈上，“家兄得此物，不敢私藏，特獻陛下。”
陳默接過，把玩了一下，放在一邊。“鄭游擊有心了。不過朕現在關心的不是海上，是田裡——紅薯鬧瘟，缺藥，缺石灰硫磺。”
鄭鴻逵眼睛一亮，隨即垂下：“此事…草民略有耳聞。家兄在福建的商行，上月也收治了幾畝病薯，用的是…琉球產的硫磺。”
琉球硫磺。陳默和宋應星對視一眼。
“產量如何？”
“若急用，月內可調五萬斤。”鄭鴻逵頓了頓，“但海路險，倭寇、紅毛番時來騷擾，損耗頗大…”
這是在要條件了。陳默端起茶盞，吹了吹浮沫：“鄭游擊想要什麼？不妨直說。”
鄭鴻逵躬身：“家兄別無他求，只願為陛下分憂。若陛下允准，家兄願以商船運硫磺、石灰北上，平價售與官府。所得銀兩…只求換些大明特產，比如絲綢、瓷器、茶葉，販往東洋，以補船耗。”
話說得漂亮，但意思很明白：他要官方特許的貿易權——用緊俏的防疫藥材，換獨佔對日貿易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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