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疆令頒佈的第五天，馬六甲港口的棧橋邊上排起了一支不長不短的隊伍。隊伍由各國商船的船長或大副組成，有人靠著棧橋柱子打哈欠，有人蹲在石階上啃幹餅，還有人抱著一卷海圖，一邊排隊一邊比劃著什麼。隊首是一張長桌，桌上鋪著令文和空白表格，兩個穿藍號衣的大明文書正埋頭登記，旁邊站著兩個持槍計程車兵。
最前面的一艘荷蘭商船叫“鬱金香號”，船不大，只有三百噸，但吃水深，顯然是滿載貨物。船主是個五十來歲的胖子，紅頭髮，絡腮鬍，穿著一件褪色的天鵝絨外套，圓臉上寫滿了不耐煩。
“我是正經商人，從來沒欠過稅。憑什麼要辦這個證？”他用生硬的閩南語對文書說。
文書頭也沒抬：“憑這塊海域現在由大明管轄。不辦證，船不能離港。進了港，就得辦。這是規矩。”
紅髮胖子還想再爭，後面排隊的人開始不耐煩了：“快點快點，磨蹭什麼呢？你不辦我們還要辦呢！”他只好嘆了口氣，在表格上籤了字，按下手印，接過一塊沉甸甸的銅牌和一張紙質憑證，嘴裡嘟囔著走出了佇列。走出幾步之後，他回過頭，對著後面的荷蘭同行說了一句：“比教皇還霸道。”聲音不大不小，剛好讓棧橋上所有排隊的人都聽到。幾個荷蘭船長和葡萄牙商人面面相覷，有人露出苦笑，有人搖頭，有人低頭看自己的表格沒有搭話。隊伍裡的那個紅髮胖子已經拎著銅牌走遠了，木板在他腳下吱嘎作響，他邁著大步走向自己的商船。
第二個辦證的是另一艘荷蘭商船的船長，叫範德維爾，瘦高個，戴一頂皺巴巴的三角帽，腰間掛著一把舊短劍。他比前面的紅髮胖子安靜得多，走到桌前把船籍檔案遞上去，又按文書的要求出示了貨單和船員的名單。他辦完手續之後沒有立刻走，而是站在桌旁看了一會兒那張貼在旁邊的告示，然後問了一個問題：“這個證，有效期多久？”
“一年。”
“如果我在一年內只來一次呢？”
“那你可以按次繳納，但單次的價格比年費貴三成。建議你算一下賬，看看哪種合算。如果你每年跑這條航線的趟數超過兩趟，按年繳費更划算。”
範德維爾低頭算了片刻，然後說：“我籤一年的。”
他的速度讓後面的幾個船長都有些意外，有人問他為什麼這麼痛快。他把銅牌在手裡掂了掂，回過頭說了一句：“我剛算了算，按新規矩交的年費，比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前收的‘護航費’便宜一半。而且辦完證之後，就不用再交泊位費了。一年算下來，我能省二百多兩銀子。”他把銅牌別在腰帶上，“不說了，回去把賬本改了。”
訊息在各國商船之間傳得很快。有人不屑，有人觀望，有人嘴上抱怨，但手裡已經在填表了。而那個紅髮胖子的那句“比教皇還霸道”則成了一個茶餘飯後的談資，從一艘船的甲板傳到另一艘船的甲板，從馬六甲的碼頭傳到巴達維亞的商館，有時候被當成抱怨說出口，有時候被當成笑話來回傳。傳到最後，連大明水師計程車兵都聽說了，有人偷偷笑，有人當沒聽見，還有人把它編成了一首打油詩——“紅毛鬼，嘴最硬，邊罵邊把銅牌領。”趙鐵柱聽說了之後，笑著搖了搖頭：“比教皇還霸道？那正好。教皇管天，大明管海。各管各的。”
當天傍晚，範德維爾拿到了自己那張蓋著鮮紅大印的“通行憑證”紙質副本，上面手寫了他的船名和編號，邊上蓋著“大明皇家水師馬六甲分署”的章。他把憑證摺好，沒有跟銅牌放在一起，而是單獨收進一個牛皮信封，又用油布裹了一層，貼身放好。然後他站在棧橋盡頭，看了好一會兒港口裡那些正在按照新規矩停泊的船隻，轉身走回船艙。
他在船艙裡坐了一會兒，翻出一本舊賬本，把新規下的年費、省掉的泊位費、比以前少繳的雜稅一一列了出來。算到最後一行，他拿出那封包好的憑證，重新展開看了一遍上面的印章，忍不住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比教皇還霸道……但比東印度公司便宜。那我還是選這個。”
而在遠處海面上，一艘沒有懸掛旗幟的快船正在緩緩駛入港口。船身窄長，吃水淺，船首站著一個穿黑色斗篷的人，看不清面容。它在港口入口處減了速，停了一會兒，等一艘剛辦完證的葡萄牙商船駛過之後，才悄然靠向棧橋邊一個不起眼的角落。幾個人影從船艙裡走出來，為首的那個裹著斗篷的人朝城堡方向望了一眼，然後快步消失在碼頭邊的巷道里，像一片被風捲走的枯葉。
碼頭上沒人注意到這艘船。那些辦完證的荷蘭和葡萄牙商船正在準備起航，水手們喊著號子收纜繩，帆布在桅杆上抖動展開。棧橋旁的銅牌已經發到了第三十二塊，粗麻繩繫著的原木橋樁浸在海水裡，隨著潮汐微微起伏。遠處的海面正在漲潮，海水沿著岸邊緩緩升高，把那艘快船停靠過的位置淹沒了。沒有人知道那艘船從哪裡來，也不知道它接下來要去哪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