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學宣言》加印五百份的訊息傳出後的第三天，崇實派這邊也出了一篇東西。
不是正式的宣言，是一篇署名崇實同仁的文章，標題就是那四個字——《道在腳下》。文章篇幅比《正學宣言》短了將近一半，文風也截然不同：不引經、不注典、不鋪排辭藻，通篇用白描式的敘述，講了三個具體的人——一個修渠的老農、一個改良稻種的老工匠、一個在邊關改良火器配方的小校尉。三個人的共同特徵是：他們從來沒有讀過道不可易這句話，但他們做的每一件事都在把路往前推一截。
文章結尾只有一句話：道在腳下。抬腳之前，先看清腳下的路；落腳之後，路就往前走了一寸。不必抬頭找天，天在你看路的時候已經在看著你了。
兩篇東西——一篇抬頭看天、一篇低頭看路——在同一天的早上出現在了京城各主要書鋪的櫃檯上。有人把兩份都買了，先翻完一份再翻另一份；有人只買了一份，另一份翻都不翻；有人在櫃檯前站了片刻，在兩份之間猶豫了一番，然後問掌櫃哪個更值得買。掌櫃是個做了三十年的老書商，他看了問話的客人一眼，回答了一句：客官，這個問題您問了，就說明兩份都應該買。
結果當天上午，兩篇宣言的銷量幾乎持平。《正學宣言》比《道在腳下》早了兩刻鐘賣光，但《道在腳下》加印了兩次，到了午時也已售罄。書鋪門口貼了一張告示：今日兩文均已售罄，明日加印。如欲預購，請在登記簿上留名。
告示貼出去不到半個時辰，登記簿上已經簽了四十多個名字。有人用毛筆簽得端端正正，有人用炭筆草草勾了一個名。掌櫃翻到第五頁時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登記簿上同一行裡出現了兩個名字，左邊寫，右邊寫，中間隔了一個字。像是有人替自己把兩邊的位置都提前佔好了，省得明天來的時候缺了其中一份。
茶樓裡的氣氛也變得微妙起來。從前一天的兩派爭論變成了兩派各坐各的位置。城西幾家茶樓裡出現了不成文的規矩：臨窗的幾桌坐崇實派的人，牆角那幾桌坐守經派的人，中間幾桌留給還沒拿定主意的人。有人調侃那是，也有人糾正說不是戰壕，是陣營之間的緩衝帶。
一家茶樓的掌櫃在後廚添茶葉時對夥計說了句：以前客人來了點茶，現在客人來了先問哪邊有人。先認座再點茶，茶涼了都不換。他說完自己搖了搖頭，但嘴角掛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笑意——反正桌子坐滿了，總歸是生意。
當天下午，國子監門口的茶攤上有人現場擺開了一張方桌，桌上一邊放著一摞《正學宣言》，另一邊放著一摞《道在腳下》。擺攤的是一位剛考中舉人的年輕人，看著像是打算看看兩邊的反應。他在桌角放了一塊木牌，上面寫著免費取閱，任選其一。過路的人有的停步看了看兩摞紙的高度，取走其中一份；有的取走一份後看了一眼封面上的標題，片刻後又回來取了另一份；還有人兩樣都沒有拿，只是在桌邊站了一會兒，然後轉身離開了，像是還沒有準備好從其中任何一份開始讀起。
傍晚時分，一位路過的老儒生看見了那兩摞紙，站定片刻，從桌上各取了一份，一邊一份夾在腋下，走了兩步又停住了，低頭看了看兩篇的標題，自言自語般說了一句：一個望天，一個看地——老朽這把年紀了，還是想先看看天上那個，再低頭踩著地上這個走。他繼續往前走了。方桌上的兩摞紙在暮色裡被收走時，取走率大致相當，但那個年輕人注意到一個細節：《道在腳下》那摞被取走的紙裡，有一半以上是有人先翻了翻《正學宣言》之後才放回去又拿了另一份的。那個順序沒有寫在任何記錄裡，但他在收攤時留意到了這個規律，回家之後把它記在了自己的筆記上。
當晚，趙博士在自己的值房裡也收到了兩篇東西。一篇是他自己寫的《正學宣言》印本，另一篇是別人抄來的《道在腳下》全文。他先看了自己的，然後看了抄本。看完之後他沒有評價哪篇寫得更好，只是把抄本放在桌面上，對來送信的學生說了一句：他們這篇東西寫得比我想象的乾淨。沒有廢話，沒有一個多餘的字。這比會引經據典更難得。學生聽了，沉默片刻後問：那先生，我們的宣言有沒有多餘的字？趙博士想了想，說：有。第三段中間那句夫經義之重，重如山嶽夫字可以不要。開頭道不可易後面那個逗號可以換成句號。但這些都是小地方，不礙事。
那天夜裡，國子監的燭光比往常熄得晚了一些。幾間值房的窗戶裡透出的燈光各自亮著，像是有人在燈下重讀今天的文章，又像是在琢磨明天該怎麼接住對方落下來的那一腳。而在城西那家茶樓的櫃檯上，一張寫了一半的登記簿被合上放進了抽屜，抽屜的鎖釦轉動時發出一聲短促的金屬響動，停住之後不再有任何人觸碰。簿子的末頁上，最後一筆登記的墨跡還泛著隱隱的亮光，像是剛寫完不久就被人翻頁壓住了，等著明天早上被重新翻開時，再添上新的名字和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