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底，通政司的彙總清單又添了一筆。
原先登記的三千零七件，到了三月初二又多了四百餘件。數目雖不如前兩個月漲得快，但投書的地域範圍卻比先前廣了不少。錢謙益讓書吏按行省分類造冊，冊子做出來之後，他翻了翻，發現投書的來處北到遼東，南到海南，西到陝西，東到沿海各衛所。有些地方他連名字都沒怎麼聽說過，信封上蓋著驛站的火漆，不知道在路上走了多久，紙邊都磨毛了。
他把這份行省分類冊攤在案上，看了很久。遼東來的投書有四十七件，居各行省之首，這倒不意外——孫傳庭的新軍駐紮在那兒，根本法的單行本寄了五百冊過去。海南來的少，只有三件，是瓊州府幾個生員聯名寫的，紙用的是當地產的椰皮紙，厚實發黃，摸上去有股淡淡的澀味。陝西來的也不多，十八件，大多是用毛邊紙寫的，字跡粗笨，間或夾著幾個錯別字。江南各府最多，佔了總數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應天府、蘇州府、松江府三地最密。
錢謙益把遼東的投書全部挑出來，按日期排好。最早的一封是臘月底寫的，寄信人是孫傳庭軍中一個姓吳的千總。信裡說，營中將士傳閱單行本後，議論最多的是“官階越高罪加一等”那條。有個把總說，若是武將犯了法也罪加一等，那打仗的時候誰還敢做決斷？吳千總問編纂局，這條法在軍中怎麼行？
錢謙益把這個問題記在筆記本上，在旁邊寫了自己的按語——“軍法與民法有別。根本法管官員日常，不管陣前決斷。但平日剋扣軍餉、虛報戰功，當在法內。”寫完之後他又覺得不夠，補了一句——“是否在根本法後附‘軍法別條’，請黃道周議。”
緊接著遼東投書的，是一封從皮島輾轉捎來的信。寫信人自稱是皮島守軍的幕僚，信裡說得極簡略，只說“島上人心浮動，聞朝鮮已與後金議和，皮島孤懸，守軍不知為誰而守”。最後加了一句——“根本法可能管到皮島？”錢謙益把這句話看了兩遍，沒有急著批。他把信擱在案角，站起來走到窗前。院子裡老槐樹的新葉已經長到指甲蓋大了，綠得發亮。他站了一會兒，回到案前，提筆在信尾寫了一個字——“待議”。
海南的三件投書他是最後看的。三件都是瓊州府學的生員寫的，字跡各不相同，但內容相似，都提到一件事——瓊州孤懸海外，商船往來不便，民間田宅爭訟多靠族老調解，官府很少過問。生員們問，根本法頒行之後，瓊州是否也要設律學館、設民議堂、設登聞鼓院的派出機構？
錢謙益把這個問題記下來，在旁邊注了一行字——“邊疆遠府，與內地不同。律學可設，民議堂可緩。登聞鼓院派出機構，需另議。”寫完之後他想了想，又加了一句——“此事當問周應秋。南京近海，應天府轄下亦有海島州縣，做法可參考。”
分類整理到第五天，錢謙益從遼東投書裡翻出一封特別的。那封信寫在樺樹皮上，字是用炭條寫的，筆畫極粗極黑，像是怕看不清。寫信人自稱是遼東鐵嶺衛的一個百戶，信很短——“鐵嶺去年被後金攻破，我帶著十幾個弟兄逃進山裡，躲了三個月才出來。出來之後聽說朝廷立了根本法。我想問一句，法上寫沒寫，衛所將士失地之後，朝廷管不管？”
錢謙益把這塊樺樹皮翻過來，背面還有一行小字，是用刀尖刻上去的，筆畫深得快要穿透皮面。刻的是——“鐵嶺衛沒了。人還在。”
錢謙益把這塊樺樹皮平放在案上，用手掌按了按。樹皮粗糙的紋路硌著手心，像是一把沒磨平的砂。他坐了一會兒，站起來走到黃道周的住處去。黃道周這些天在看督法類的投書，腿腳不便，很少出門。錢謙益把樺樹皮遞給他看，黃道周接過去翻了兩遍，沉默了好一會兒。
“鐵嶺衛。”黃道周開口時聲音有些啞，“萬曆四十七年，鐵嶺衛被攻破。那一年我在京裡，親眼看著塘報進通政司。鐵嶺衛指揮使戰死，全城被屠。塘報上寫的是‘鐵嶺已陷’。四個字。後來沒人再提了。”
他把樺樹皮還給錢謙益。“這百戶問的是‘朝廷管不管’。法上沒寫。但法上寫了‘官階越高罪加一等’，那守土失地的官，算不算犯法？”
錢謙益沒有回答。他把樺樹皮收好，轉身往外走。走到門口時，黃道周在身後叫住他。
“牧齋，這三千多件投書裡，遼東來的最重。你知道為什麼？”
錢謙益轉過身來。
“江南的投書說的事，京裡都知道。遼東的投書說的事，京裡早忘了。鐵嶺衛陷了快二十年，沒人再提。但這塊樺樹皮一來，就說明——那邊的人還記著。”
錢謙益站在門口，風吹過來，吹得他袍角翻卷。他點了點頭，沒有說話，轉身走了。
回到編纂局後，他把遼東、海南、陝西三地的投書單獨挑出來，裝進一個木匣裡。匣蓋上貼了籤條，寫的是——“邊遠行省投書。待御覽。”
當天夜裡，他把這個木匣和之前挑出的三件投書一起送進了乾清宮。陳默拆開木匣，先看了那塊樺樹皮，用手掌在上面按了按，像是想把它熨平。然後他看了皮島幕僚的信、海南生員的聯名摺子、陝西的毛邊紙投書。看完之後他把這些一一擺開，佔了整個案面。
他從案角取過一張空白箋紙，提筆寫了一份批語。批語不長，但分了三條。第一條——“鐵嶺衛失地將士，著孫傳庭查報。查實之後，無論何部，皆收歸新軍。失地之罪，不在兵，在官。官已死，不復追。兵仍在，當撫。”第二條——“皮島守軍，著登萊水師按月送糧，不得斷。根本法暫不宣。守將若有異志，就地處置。”第三條——“瓊州律學館準設。民議堂先擇一縣試行。登聞鼓院派出機構暫不設，由瓊州府衙代轉。”
寫完之後他擱下筆，站起來走到門口。那塊松木牌在夜色裡穩穩地掛著，月光落在“此門之內，亦在法律之中”八個字上，泛著淡淡的銀白。他伸手摸了摸牌子，忽然想起何大柱那封投書裡寫的兩個字——“我信。”
三千多件投書，從遼東到海南，從衛所到州縣，從生員到木匠。每個人都在問不同的事——橋修了一半怎麼辦，律學館能不能設在府學裡，衛所失地的人朝廷管不管。沒有一件是問“皇權邊界”的，沒有一件是問“法高於權”的。那些詞太大了，跟米價、工錢、修橋、失地比起來，太輕了。
陳默收回手，轉身走回暖閣。他在案前坐下來，拿起硃筆，在海南生員的聯名摺子末尾添了一行字。寫完之後擱下筆，靠在椅背上閉了眼。窗外，三月的風從南方吹來，比臘月的風軟了不少，吹得乾清宮簷角的鐵馬輕輕響著。
而千里之外的南京城，周應秋正在民議堂裡跟幾個士紳商量律學館的章程。他袖中揣著一封剛從北京送來的信，信上只有一句話——“瓊州要設律學館了。南京的章程，抄一份送去。”
周應秋把信收好，望著窗外夫子廟前那面空了大半年的告示牆。牆上只有幾道糨糊痕跡，和那塊刻著六字總綱的青石碑。三月的風從秦淮河上吹過來，帶著水汽和遠處畫舫的絲竹聲。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告示牆空了，但別處可以貼。律學館的章程，單行本的續編，還有各省投書的摘錄。牆空著，正好貼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