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什麼她王秋禾得到一點屬於自己的東西，要靠別人的讓？
要靠這種偷偷摸摸的、見不得光的方式？
那肉，那本該屬於她的份額，為什麼不能理直氣壯、第一時間就放到她碗裡？
就因為她是個女娃？因為她年紀夾在中間？因為她不夠需要？
“我的。”
“該是我的。”
這個念頭，不知從何時起，就嵌進了她的心裡。
隨著一次次類似的出讓、忽略、理所當然的剝奪，這些念頭被包裹上層層疊疊的硬殼，變成了一塊堅硬的、硌人的石頭，長在了心口最柔軟的地方。
她開始用偏執的方式，去宣示、去扞衛那些她認為該是自己的東西。
哪怕只是一片肉，哪怕只是一支鉛筆，一張草紙。
因為在她有限的人生經驗裡，如果她自己不去爭、不去喊、不去死死地攥住，那麼屬於她的那份，就會被悄無聲息地、“合情合理”地劃到別人的名下。
讀書的機會是這樣，碗裡的肉是這樣，家裡有限的關注和資源，似乎也是這樣。
她習慣了這種防禦性的姿態，甚至把它變成了某種條件反射。
任何模糊了所有權界限的事情，都會觸發她心底那塊石頭尖銳的稜角。
所以，午飯時，她會下意識地說該是我的肉。
那不是針對林蔚，那是針對她過往二十多年裡，無數次在飯桌上被忽略、被排在末位的條件反射。
她在扞衛一種虛幻的、但對她至關重要的順序正確。
所以，當林蔚用王家的紙筆畫了畫，她會脫口而出我的東西。
那不僅僅是對物資所有權的宣告，更是她內心深處，對“經由我手王家的東西，其歸屬必須清晰”這種安全感的病態需求。
她害怕模糊，害怕那種“本來是自己的，但轉眼就可能不是了”的不確定。
林蔚本身作為買來的媳婦，其歸屬的模糊和強制，本身就是對這種安全感的最大破壞。
所以王秋禾在其它事物上，對所有權的執著反而變本加厲，幾乎是一種補償心理。
可是，她攥住了什麼呢？
肉，最終以一種更屈辱的方式，回到了原點，甚至還綁上了人情債。
畫，在她手裡，變成了爭奪、撕扯、焚燒後的殘破遺蹟。
而她這個人，在別人眼裡，變成了幫兇，變成了活該。
幫兇……
這個詞再次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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