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向各自律師申報條件型別，不強制公開金額。”陳默說，“我們要防的是一份和解協議切斷所有人的證據，不是查每個人拿了多少錢。”
有人又提出，把二十三家的完整材料全部複製一套，每個成員各自儲存。宏達原廠主第一個反對：“我願意把自己的合同拿出來，不代表我能拿走別人的銀行流水。”
周野把訪問方案投到螢幕上。成員只能看共享索引；需要交叉核驗時，由兩家材料持有人分別授權，律師在固定裝置上開臨時許可權，檢視、匯出和列印都會生成記錄。許可權到期後自動關閉，已經下載的副本按編號回收或封存。
“這會很慢。”一名代表說。
“慢一點，總比材料出去以後不知道落到誰手裡好。”周野回答。
林川在這一條後面加上“最小必要範圍”。他們要建立的是能夠互相支撐的證據網路，不是把二十三家企業的舊傷集中到一個隨時可能洩露的硬盤裡。
爭執漸漸從“敢不敢公開”變成了對具體條款的修改。有人要求原件永不離開持有人，有人擔心掃描件被媒體擷取，還有人提出，已經登出的企業應由原法定代表人和債權材料共同證明身份，不能誰拿著舊公章誰就代表公司。
律師逐條記錄，沒有當場替任何人下結論。
午後，第一輪材料核對開始。
二十三張桌籤後面，擺出的東西並不相同。有的是蓋章採購合同，有的是裝置貸款回單，有的是法院處置裁定，還有一家只帶來一摞泛黃的物流簽收單。周野帶著兩名技術人員只負責製作只讀副本、計算雜湊和記錄裝置編號，不判斷內容真假；陳默則把每份材料標成“已見原件”“持有人提供複製件”或“公開渠道取得”，不允許使用“證實趙家”這樣的表述。
一家齒輪廠的原負責人遞來撤單通知時，手一直在抖。通知上的理由是終端專案取消，可同一型號的產品半年後又出現在另一家公司的採購目錄裡。
“這能證明他們故意騙我嗎？”他問。
林川看完日期，把檔案還給律師：“不能。它能證明型號、時間和採購路徑值得核對。先把能證明的留下。”
老人愣了一下，慢慢點頭：“行。別替我多說，也別少記。”
在正式表決前，律師又逐一確認代表身份。兩家企業因授權檔案只覆蓋材料核驗、不覆蓋組織表決，現場聯絡委託人補充電子簽署；另一家堅持只加入非公開核驗，公告名單和後續採訪一律排除。這個限制被原樣寫進授權書，沒有人替它改成預設公開。
最終，二十三票全部同意成立委員會，關於公開範圍的選擇卻分成了三檔。結果沒有看上去整齊，卻比一句“共同發聲”更能經得起追問。
傍晚六點，最後一份獨立授權書完成簽署。二十三家企業沒有把材料交給星川，而是分別授權同一家律師協作組建立證據索引，並選出五名臨時委員。宏達原廠主在名單裡，林川不在。
律師宣讀最終名稱時，沒有人鼓掌。
“歷史受影響企業維權委員會，今日成立。現階段成員二十三家。委員會只負責材料協同、律師資源共享和程式聯絡，不預設責任主體，不統一損失金額，不限制成員獨立和解、退出或者依法報案的權利。”
林國平坐在旁聽席最後一排，一整天沒有發言。散會後，他走到那面貼滿編號的白板前，看著恆遠和其他企業一樣，只有一個普通編號。
“以前我總覺得，只要把恆遠那份賬找回來就夠了。”他說。
林川把最後一隻檔案盒交給律師：“現在也要找。但不能拿別人的賬，替恆遠證明自己。”
對外公告只寫了組織名稱、規則和材料接收邊界，沒有公開二十三家名單，更沒有提倉庫火災與警方調查。
林川送父親下樓時，一名企業代表忽然停在停車場。他的車沒有受損，雨刷下卻壓著一張對摺的紙。
律師戴上手套把紙裝進透明袋。紙上沒有威脅，也沒有落款，只有委員會剛剛釋出的規則，以及一張被紅框標出的關係圖。圖上，星川、林川和二十三家企業被人用一條粗線連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