訊息是第二天清晨傳來的。
我還在二樓房間裡睡著，樓下有人敲門，林太開門說話的聲音透過樓梯傳上來，帶著清晨特有的空曠和迴響。我披了外套下樓，看見一個穿深藍色防水衣的年輕男人站在客棧門口，膚色曬得黝黑，手裡拿著一隻溼漉漉的塑膠袋，褲腿捲到膝蓋上面，腳踩一雙水鞋，鞋面上還沾著溼泥沙。
你係咪搵銀姨嗰個後生仔？他看見我，用帶濃重大澳口音的粵語問。
他把手裡的塑膠袋遞給我，裡面是一個密封的透明袋，裝著一張折起來的信紙。我拆開來看，裡面只有一行字，用鉛筆寫的，筆畫有些抖，但很清晰：銀姨知你哋搵佢。聽朝漲潮之前，大澳棚屋第三排盡頭。
信紙背面用圓珠筆畫了一幅極簡單的地圖——幾條線代表水道，幾個方塊代表棚屋排列，最後一個方塊上畫了一個圈。
佢叫我帶句話畀你，年輕男人說，銀姨話，帶埋嗰啲相嚟。
我站在叮叮客棧的門檻上，看著那個年輕漁民轉身走進了西環清晨薄薄的霧氣裡。他的背影很快消失在街角，水鞋踩在潮溼的柏油路面上發出輕微的啪嗒聲。我低頭看了看手裡那張信紙，鉛筆字在晨光裡泛著柔和的灰白色。銀姨。月明的乳母。她找我了。
林惠欣也起來了。她站在客棧走廊的盡頭，穿著昨天那件淺色襯衫，手裡端著一杯熱茶，目光落在我手裡的信紙上。銀姨？
嗯。她讓我們今天去大澳見她。帶上那些照片。
我們從西環碼頭坐了早班渡輪去大澳。船行在海上，天色是那種將晴未晴的灰藍，海面上薄薄地鋪著一層晨霧，遠山的輪廓在霧氣裡顯得虛虛實實，像是用溼筆蘸了淡墨在宣紙上抹了幾道。船頭破開水面，浪花在舷邊翻湧成白色，又很快平息下去，海面恢復成一片均勻的、微微起伏的灰綠色。銅鈴鐺在揹包拉鍊上隨著船身的晃動叮叮噹噹地響著，像是給這段航程配上了一支細碎而持續的伴奏。
渡輪到了大澳碼頭，我們上了岸。清晨的漁村還沒有完全醒來，幾艘漁船靠在岸邊，桅杆參差地指向灰白的天空，海面上漂浮著幾塊漁網的浮標，隨著水波輕輕晃動。空氣裡有濃重的海腥味和淡淡的柴油氣味，混雜著從某間棚屋裡飄出來的炊煙。
我們沿著水道旁的小路往第三排棚屋的方向走。棚屋一棟挨著一棟，插在淺灘的木樁上，屋頂大多蓋著鐵皮或舊瓦片，牆面被海風和鹹水侵蝕得褪了色，呈現出深淺不一的灰褐色。腳下是窄窄的木棧道，踩上去微微顫動，木板縫隙裡能看到底下墨綠色的海水輕輕晃盪。我們經過幾棟棚屋門口，有人在屋簷下面晾曬魚乾，有人蹲在自家木階上刷牙，看了我們一眼又繼續做自己的事，像是習慣了偶爾有外鄉人走進這片水上村落。
第三排棚屋的盡頭，一棟比周圍略小一些的屋子在水道轉彎處孤零零地立著。門前的木階上坐著一個人。一個老人，極瘦，穿一件靛藍布衫和黑色寬腳褲，腳蹬一雙半舊的橡膠水鞋。她的頭髮全白了，在腦後盤成一個緊實的髻，露出一段細瘦的脖頸。我們走近的時候她正低著頭，手裡在編一張漁網，手指的動作很慢，但每一穿一拉之間都有一種被多年勞作打磨出的精準與從容。
她在我們走到木階前面的時候抬起頭來。那張臉很老——皮膚像是被海風吹乾了又浸溼、浸溼了又吹乾的舊帆布，佈滿了縱縱橫橫的深紋。但她的眼睛沒有老，是那種深褐色的、像是藏了半輩子故事卻沒有被故事壓垮的眼睛。她看著我們站定了，目光從我的臉上移到林惠欣臉上，然後又移回我手裡那疊舊照片上。
入嚟坐。她說，站起來推開了身後的木門。
屋子很小，大約只有十來個平方，但收拾得很整潔。一張窄床靠牆，鋪著洗得發白的藍格子床單；一張方桌靠窗，桌面上放著一隻搪瓷茶壺和兩隻倒扣的瓷杯；牆角有煤氣爐和一張小案板，案板上的竹籃裡擱著幾根蔥和一尾已經清理好的鮮魚。水從屋底的木頭縫隙裡滲上來，在室內形成一圈淺淺的潮氣，但屋子中央的地面鋪著一層乾燥的木板，踩上去微微有彈性。
銀姨讓我們在桌邊的矮凳上坐下，她去爐子上燒了水，泡了一壺茶，端過來放在桌面。她自己也坐下來，隔著那張窄窄的方桌看著我們，手指擱在茶杯沿上，慢慢轉著杯子。
你哋帶咗相嚟？她問。
我把揹包裡那疊舊照片取出來，放在桌上推到她面前。父親拍的月明——碼頭邊白裙子的側影、榕樹頭下抱著二胡的身形、廟街牌坊底下被霓虹燈光照亮的眉眼——一張一張排在銀姨面前的桌面上。她看著那些照片，從第一張看到最後一張，每一張都看了很久，手指偶爾抬起來，懸在照片上方，像是想觸控什麼，又收回去。
看到最後一張——月明坐在碼頭的長椅上、側臉微微仰起、陽光落在她微笑的嘴角上——銀姨的手停住了。她的手指落在照片的邊緣，指尖輕輕壓著那張泛白的相紙，指腹微微顫抖著。她低下頭去，花白的頭頂對著我們，肩膀輕輕聳動了一下。
她沒有哭出聲。只是安靜地坐在那裡，手掌攤在照片旁邊，指節蜷曲著又鬆開，像是想握住那些畫面裡早已遠去了的光。過了很久她才抬起頭來，眼睛是溼的，但她用手背擦了擦眼角，把眼淚擦乾，然後重新看向我們。
佢冇死，她說，聲音低而穩，像是一句她已經在心裡說了無數次、今天終於能夠當著別人的面說出來的話，嗰單車禍系假?。
她起身走到屋子角落的木櫃前面，開啟櫃門，從裡面取出一個用防潮布裹著的東西。她把它放在桌上開啟——是一個相框，木質的，漆面已經磨損了大半。框裡是一張我從未見過的照片。月明穿著一件淡紫色的薄外套，坐在這間棚屋門口同樣的位置，身後是同樣的水面和遠處的山影。她看起來比香港那些照片裡要輕鬆一些，嘴角有一個自然的、沒有負擔的弧度。她懷裡抱著一個大約兩歲的小女孩，那個小女孩扎著兩根極細的羊角辮，正側著頭看著鏡頭外的什麼東西，嘴巴微微張開，像是在說話。
佢帶住個女嚟搵我，銀姨說，手指扶著相框，像是扶著一段隨時會碎裂的回憶，九四年初。嗰陣佢個女先得幾個月大。佢同我講，外邊有人想搵佢，佢要消失一段時間。佢話佢在赤柱做咗一單假車禍，用一個死咗嘅女仔嘅身份換咗自己嘅自由。然後佢去咗英國，喺嗰邊住咗幾年。
你一直知道？林惠欣的聲音很輕，輕到幾乎要被窗外傳進來的海浪聲淹沒。
佢走之前嚟見我最後一次，同我講——銀姨，我唔會返嚟。但系如果有一日有人搵到呢度，你幫我同佢哋講，我過得好。我搵到月光橋嗰邊嘅地方了。銀姨的目光落在林惠欣的臉上，像在看著一幅被珍藏了很久的、終於有人來認領的畫，佢嗰時就知，將來會有人嚟搵佢。但佢冇話畀我知呢個人會系邊個。
茶在桌上涼了。陽光從棚屋的窄窗照進來，落在銀姨的側臉上，把她那些深密的皺紋照成一道道金色的小溝。她把相框輕輕放了下來，在桌面上的照片旁邊。月明抱著小女孩的影像和父親拍的那些黑白舊照並排放著，隔著二十多年和半個地球的距離，但那個微笑的弧度是相通的。
佢最後一次聯絡我，系九七年夏天。銀姨說，她給自己重新倒了一杯熱茶，捧在手心裡，嗰時佢話佢喺英國，住喺倫敦附近一個鎮仔。佢話佢個女好健康，好乖。佢話——她停了一下，像是在重溫一句已經聽了很多遍的話，佢話，銀姨，呢個女系我留喺世上最好嘅一樣嘢。如果我將來有乜嘢事，你幫我記住，佢嘅名系我改嘅，叫惠欣。我要佢做一個快快樂樂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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