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ward Chan穿的是英軍制服。她指著畫上那個被塗黑的人形，肩章的位置和樣式看不太清了，被炭塗得太厚，但腰帶的扣環是軍用的那種扁平扣，我有印象。
我盯著那張被塗黑的臉。炭粉塗得很深，底下的線條完全被覆蓋了，但仔細看能發現炭粉並非均勻一層，有些地方被刮過，像是塗黑之後又用刀片刮掉了一部分，然後重新塗上。這個動作重複過多次，痕跡層層疊疊。
月明跟他是什麼關係？林惠欣問。
我想起銀姨說過的話，月明十五歲開始就在赤柱的布萊克家進出。那個宅子在山腰，燈塔在海邊，中間隔著不遠的距離。如果Edward Chan是當年駐紮在赤柱的英軍某個人物，他們在1992年相遇並不奇怪。但那張速寫裡的姿態太親密了，那隻搭在肩上的手，還有月明筆下那張字條的措辭。
月明叫他Chan。我把字條也攤開，不是Edward，不是陳先生，就是Chan。她跟這個人很熟，熟到可以用單字稱呼。但他走的時候她不知道，他離開的方式讓她措手不及，所以她寫你走後我回去找了三次
林惠欣沉默了一會兒。他走了以後，她才開始去那條通道的深處。第一次去只是拍那些文物，後面幾次就是去找跟他有關的東西。那塊碑，鑿過的基座，底下的漢字。
她說她拓了那塊碑上的字，但紙丟了。我搖搖頭，丟了，還是給了人？她給周水生的包裹裡只有地圖。給銀姨的照片裡沒有碑文。她把跟那個碑有關的東西單獨處理了。
咖啡館的窗臺上擺著一盆九重葛的枝條，枝條伸到窗外去，被午後日光照成半透明的紅紫色。我望著那些在微風中輕輕顫動的花瓣，忽然想起銀姨說月明剛到港大讀書時選了歷史系。她選的不是藝術，不是文學，是歷史。也許她就是想去弄明白那些碑文上的字，也許她遇到了根本讀不懂的東西，才需要從更根本的地方重新學起。
許老闆走過來，給我們的杯子續了水。我順口問他是否知道他父親關於這間畫室租客的其他事。他想了想，拿起吧檯上的手機翻了翻，說：我爸以前提過一句，說那個畫家搬走的時候很突然，很多東西都沒帶走。這些畫框和顏料都是他留下來的。我爸說那個人的房租其實還多付了兩個月，但人再也沒回來過。
什麼時候搬走的？
應該是九三年初。我爸說是新年之後不久，天氣還挺冷的。
1993年初。月明寫下那張字條，說你走後我回去找了三次。三次都是1992年的事。1993年春天來臨之前，Edward Chan離開了香港，或者離開了這個世界。沒有人知道。月明把他的速寫留在南丫島的畫室裡，自己回了大澳，從此定居在水上的棚屋裡。她沒有把這幅畫帶走，像是故意留下來，等著後來的人在某一天把它從畫框背面翻出來。
我和林惠欣在咖啡館坐到太陽偏西。榕樹灣的午後有一種慵懶的安寧，街上偶爾走過幾個遛狗的外國人和推著嬰兒車的本地阿婆，海風從敞開的門吹進來，帶著退潮後灘塗的腥味。林惠欣用一個透明檔案袋把速寫和字條裝好，又把租約影印件和貨運單放進去。
你打算去赤柱找那個燈塔嗎？她問我。
地圖上說入口在燈塔基座下面，要退潮的時候去。我看著窗外逐漸變成金粉色的海面，但我不確定現在去了還能找到什麼。1992年到現在，三十多年了。那個地方就算沒被封死，恐怕也早被潮水侵蝕得不成樣子了。
林惠欣用手指輕輕摩挲著檔案袋的邊緣。月明把地圖交給了周水生，把底片沉到了海里，把速寫留在了南丫島。她做了這麼多事，就是為了讓那些線索能夠被拼起來。如果我們不拼，她就白做了。
風吹進來，把桌面那張速寫的影印件吹得一角掀起來。畫上那個被塗黑了臉的男人，他的身姿挺拔而靜默，搭在月明肩上的那隻手畫得那麼仔細，連疤痕都一根線條一根線條地描了出來。月明花了多少時間看那隻手，才能畫到這種程度？她畫那張字條上的字時，又是懷著什麼樣的心情，寫下那一句如果你回來，可以來大澳找我？
天快黑了。我們把桌上的東西收好，起身離開咖啡館。榕樹灣大街的路燈陸續亮起來，昏黃的燈光照著那些斑駁的牆面和生鏽的鐵門。走到碼頭時回頭望去，三十七號那棟芥末黃色的唐樓已經融進夜色裡，只有二樓陽臺的九重葛花影還隱約可辨。
渡輪來了。我們上船，船艙裡開著空調，冷氣撲在臉上有些刺骨。林惠欣靠窗坐著，手機螢幕的光照亮她專注的側臉。她正在查資料，搜的是赤柱燈塔 歷史駐港英軍 1990年代 人員名單之類。搜尋結果零散而貧乏，大部分的條目點進去都是重複的簡述。
我望著窗外的海。南丫島的輪廓在黑暗中漸漸模糊，燈塔的燈火在遠處的海岬上亮起，一明一滅，節奏緩慢。我想起Edward Chan給月明畫的那張速寫。他讓她站在燈塔前面，自己坐在幾米之外，用炭筆把她的身影和身後的塔樓一起留在紙上。那天的陽光落在月明的臉上，海風把她的裙襬吹向一側。他畫得很慢很仔細，手指上沾滿炭粉。
也許他當時已經知道自己要走了。也許那幅速寫是他的告別。而月明直到很久以後才明白，所以她寫下那些字，把字條藏在畫框背面的夾層裡，把畫框留在那間畫室。她沒有帶走它，就像她沒有帶走那段記憶一樣，讓它們一起留在那個有九重葛和鐵窗的房間裡，等著南丫島的月亮一遍遍地升起來，照亮那麵灰牆上的釘孔和褪色的印痕。
船到中環時，碼頭的燈光刺得人眼睛發疼。林惠欣收好手機，對我說：我先回學校了。週末有空的話，我們一起去赤柱看看。潮水錶我查一下。
我點頭。她走上天橋匯入人流，瘦削的背影很快被霓虹燈和車燈吞沒。我站在碼頭出口，手裡拎著裝滿影印件和照片的帆布包。海港的水面被城市的燈光染成五顏六色，倒影晃動著，像是海底下還有另一個發光的城市。
我摸了摸包裡那幅速寫的邊角。Edward Chan的臉被塗黑了，但那具挺拔的輪廓還在，那隻搭在月明肩上的手還在。我忽然想知道月明後來有沒有再去南丫島。她在那間畫室裡住了多久，畫了多少張畫，又在哪一天決定關上那扇墨綠色的鐵窗，頭也不回地離開，從此只在大澳的棚屋裡畫海和天空的交界線。
1992年的春天過後，她的生命裡多了一條地下通道、一尊封了眼的銅佛、一塊刻著她讀不懂的文字的碑，還有一個在速寫裡把她的側影畫得那麼輕、那麼淡的男人。她用了三十多年的時間把這一切分散出去，沉進海水和記憶的深處。
而我們現在做的事，就是把它們一件一件地打撈上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