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日記裡那個第一次出現是在1992年4月。字寫得很小，縮在頁邊距的角落裡，像是不小心滴上去的墨水點。我一開始沒注意，以為只是某個地名的縮寫，直到它反覆出現，每次都緊挨著這些詞，我才意識到那是一個人。
G說必須把底片交出去。G今天來了畫室，我沒開門。月明不知道G是誰，但我不能告訴她。這些短句散落在1992年夏天的日記裡，每一條都只有一行，像是父親不敢把關於G的事寫得太詳細，生怕日記本被人翻開時一眼就看明白。他用鋼筆寫，寫完了又用尺子在那行字下面劃一道線，劃得很重，紙面上留下一道凸起的壓痕。
我把所有帶的條目抄在一張紙上，按時間順序排列。1992年4月到1993年2月，一共出現了十七次。最早的那次寫在月明帶父親進入地下通道之後大約兩週，父親寫道：G知道了。我不知道他怎麼知道的。他今天來敲畫室的門，說是順路看看。他站在門口往屋裡瞟了一眼，看見了桌上攤著的底片袋。他什麼都沒說就走了。但我能感覺到，他已經知道了。
1992年5月，G第二次出現：G今天發來一張紙條，從門縫底下塞進來的。上面寫了一個地址和一句話——底片放在這裡，你會安全。紙條被父親夾在日記本里，我翻到那一頁時看見一張裁得整整齊齊的便籤紙，淺藍色的，上面是打字機打出來的字跡，沒有署名。地址是赤柱某條巷子裡的一間儲物室，紙條的右下角打著一個小寫的。
父親沒有照做。他在那張便籤背面用紅筆寫了一個大大的字，然後把它又夾回日記本里。紅墨水浸透了紙背，在下一頁留下一個模糊的字倒影。
G在1992年夏天到秋天之間出現過更多次。父親的記錄越來越短，有時只有幾個字，像是連寫句子的力氣都沒有了。G又來了。他帶了一個人。他說我拍的東西不是我的，是。然後到了1992年10月，出現了最長的一段關於G的記錄：
G今天把話說明白了。他說那些通道里的東西不歸任何人管，也不該被任何人知道。他說我拍的照片如果流出去，我和月明都會有麻煩。他說他可以幫我解決這件事——只要我把所有底片交給他。他坐在我對面，穿著一件灰色的西裝，領帶打得很整齊。他說話的時候一直看著窗外，像是在跟空氣說話。我問他你是代表誰來的。他轉過頭來看了我一眼，說你不需要知道。然後他站起來走了。他走之後我檢查了鎖，發現門鎖被換過了，是老式的那種黃銅彈子鎖，比我原來那把結實。
這段記錄之後，父親開始做一件事。他把關於月明和地下通道的所有底片分成三份，一份放在了南丫島畫室的夾牆裡，一份託人帶去了銀姨那裡，還有一份——他自己貼身帶著。他在日記裡解釋：如果G拿到其中一份，至少我還有另外兩份。他不可能同時找到三個地方。
1993年1月，父親寫了關於G的最後一段話。那篇日記寫得格外長，字跡比往常都要工整，像是用了很大的力氣讓自己冷靜下來：
G說他願意談判。他說只要我把手裡最後那份底片交出去，他和他的就不再追究。他還說月明的照片——我給她拍的那些——也要一起交。我問他為什麼月明的照片也算。他說那裡面有。我這才明白，G要找的不是那些文物照片，他找的是月明這個人被拍下來的所有影像。他不知道月明住在哪裡，不知道銀姨是誰，不知道大澳那間棚屋的位置。但他知道月明跟我有關係，而我的相機記錄過她。他想把一切跟她有關的影像全部收走。這樣就算將來有人想查，也查不到她頭上。
父親最後沒有交出底片，也沒有交出月明的照片。他把那些東西藏得更深了。1993年2月之後，G在日記裡消失了。但父親在1993年3月寫了一行字，字跡幾乎是草書，難以辨認，我反覆讀了四五遍才看明白：G走了。或者說，我走了。他要的東西我一樣沒給，但他似乎無所謂了。今天在碼頭看見一個人，背影很像他，但不是。也許他放棄了我。也許他從來沒把我放在眼裡。我只是個按快門的。
G就是在這個時候從父親的生活裡徹底消失的。但他從我的生活裡浮了出來——透過父親留下的那些隻言片語，透過那個在筆記本里反覆出現又反覆被劃掉的字母。
我把這些發現整理好之後去找了林惠欣。她聽完我的描述，從電腦裡調出一張照片——就是上次在廟街找到的那張老照片。照片拍的是1993年廟街夜市的一個場景，一檔賣舊相機的攤子前面站著幾個人，攤主阿財叼著煙正往架子上擺一臺海鷗雙反。阿財身後兩步遠的地方站著一個瘦削的男人，穿著一件深色外套，側身對著鏡頭，臉被阿財舉起的胳膊擋去了大半。
林惠欣把照片在電腦螢幕上放大。那個男人的輪廓被畫素格分割成模糊的色塊，只能看出肩膀窄而平，下頜線條利落，頭髮剪得很短，接近平頭。他的站姿有一種說不出的僵硬，像是本能地警惕著鏡頭，又像是刻意讓自己站在阿財的遮擋範圍內。
我試了人臉復原軟體。林惠欣開啟另一個視窗，螢幕上出現一張經過演算法處理的面部重建圖，因為原始照片太模糊了，我只能用輪廓和陰影資料做推測。做了二十多版，最後篩選出三個最可能的結果。
她把三張重建圖並排放出來。中間那張是一張中年男人的面孔——高額頭，顴骨微微凸起，眼窩深陷，下巴方正。那雙眼睛的位置有一片陰影，軟體沒能還原出眼神，但整個骨架的分佈模式讓我猛地站了起來。
我跑回住處，把樟木箱裡那張速寫的翻拍照片找出來。南丫島畫室的那張速寫——月明站在燈塔前，身邊穿軍裝的男人被塗黑了臉。我把速寫翻拍和電腦螢幕上的復原圖放在一起比較。被塗黑的部分覆蓋了整個面部，但臉頰的弧度、下頜的轉折、額頭的寬度，還有肩膀到脖頸的連線角度——全都吻合。
速寫裡被塗黑的那個男人，就是廟街照片裡站在阿財身後的那個人。
所以Edward Chan畫的那個人是G。我盯著螢幕，感覺喉嚨發緊。他畫月明的時候，G就在旁邊。或者他畫完之後，G要求他把自己塗掉。或者他自己塗的——為了防止G的臉被人認出來。
林惠欣把復原圖儲存下來，放進一個寫著的資料夾。如果G是英軍的聯絡人，那他1993年出現在廟街並不奇怪。廟街當時是各種灰色交易的集散地，相機、膠捲、底片這些東西都有渠道出售。他可能是在找月明或者你父親留下的東西。
我重新開啟父親1992年10月的那篇日記。G坐在父親畫室裡談條件的時候，穿的是灰色西裝，領帶整齊，說話不看人。父親說他的姿態像是代表某個人或者某個機構來的。而照片裡的G——如果復原準確的話——穿著一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深色外套，站在一箇舊相機攤子旁邊，像一個路過的、不值得多看一眼的普通人。
他有兩副面孔。一副是坐在畫室裡談判的灰色西裝，一副是站在廟街人群裡銷聲匿跡的深色背影。月明見過哪一面？她知不知道那個站在燈塔旁讓她站在前面畫速寫的穿軍裝的男人，就是後來威脅父親交出底片的人？她知不知道速寫裡那個被塗黑的臉，在她離開南丫島之後還出現在廟街的舊相機攤子旁邊，像一個獵人在追蹤獵物的蹤跡？
林惠欣把復原圖的檔案發到我手機裡。我拿著手機走到窗邊，窗外是灰濛濛的港島下午，霧從海面湧上來，把遠處的樓房吞掉了一半。手機螢幕上的那張臉正對著我，高額頭，深眼窩，下巴方正。一個普通到極致的男人，普通人到看一眼就會忘記，普通到父親只能用代號來記住他。
但問題還在——他把月明的那封信交給了那個人。如果那個人就是G，那月明當年寫給父親的那封信，最終落到了G手裡。而G在信裡讀到了什麼，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了。也許那封信就是他一直在找的東西——月明親筆寫下的某些話，關於地下通道的位置，關於她取走了什麼，關於她父親沈清和與那批文物的關係。也許父親把那封信交給G的那一刻，月明就再也回不了頭了。
我放下手機，重新翻開父親的日記本。1995年最後一篇的那一行字又浮現在眼前：我不該把月明的信交給那個人。筆畫的顫抖裡藏著的東西，此刻我才真正明白——他交出去的不僅是一封信，是月明對他全部的信任。從那個黃昏開始，有些事情就徹底不可挽回了。他把最不該交的東西交給了最不該給的人。
窗外的霧越來越濃了。我關上手機螢幕，那張復原的面孔在熄滅的瞬間從視野裡消失。但我知道他還在。他在父親1992年的日記裡、在1993年廟街的照片裡、在那幅被塗黑了臉的速寫背後——在所有那些父親試圖抹去但沒能抹掉的角落裡，那個代號為G的男人仍然站在那裡，像一個無法聚焦的影子。而父親用了半輩子去逃離他，月明用了半輩子去藏匿自己，我們這些後來的人卻用三十多年的碎片，重新把他拼了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