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本一九九零年的《香港年鑑》被我們帶回了深水埗的賓館。
回到房間後，阿敏把年鑑攤開在桌上，檯燈拉到最近的位置。年鑑很厚，硬皮封面，書脊已經有些鬆動了。她翻到那一頁，就是夾著Godwin護照影印件的那一頁。之前我們只顧著看護照，沒有仔細看這一頁的內容。現在回過頭來看，才發現這一頁本身就不尋常。
那是一頁關於“澳門·歷史古蹟”的章節。頁面上印著幾幅小照片，有議事亭前地、大三巴牌坊、媽閣廟，還有一條窄窄的街道，兩側是兩層高的舊式樓房，窗框漆成綠色，陽臺上掛著晾曬的衣服。照片下面的文字說明寫著：“福隆新街，澳門歷史悠久的商業街，以傳統中式建築和舊式茶樓聞名。”
照片上有人用紅筆畫了一個圈。
紅筆圈得很用力，圈線粗而重，幾乎把整個照片都框了進去。圈線旁邊用極小的鉛筆字寫了一行字，字跡娟秀而急促：“榮記·三樓。”
阿敏的手指停在那行字上面。“福隆新街，榮記，三樓。”她抬起頭來看著我，“哥，你還記得琴譜嗎？”
我當然記得。月明在琴譜裡藏了密碼。那把二胡的琴譜，阿玲師父阿財留下的那本手抄琴譜，封底夾層裡藏著一組數字和符號。我們當時解出來是一串座標，指向澳門。但我們只解出了座標，不知道具體是什麼地方。現在年鑑上的紅圈和鉛筆字，和琴譜解出的地址完全吻合。
“澳門福隆新街榮記三樓。”陳志遠站在桌邊，看著年鑑上的紅圈。“兩條線索指向同一個地方。”
“但這兩條線索來自不同的人。”阿敏說。“年鑑是Godwin的。琴譜是阿財的。Godwin在自己年鑑上畫了紅圈，標註了福隆新街榮記三樓。阿財在琴譜裡藏了同樣的地址。他們兩個人——”
“都在找同一個地方。”陳志遠說。“Godwin在找月明，他知道月明在澳門福隆新街住過。他畫這個圈是為了標記月明的藏身之處。而阿財藏琴譜地址，是因為月明告訴過他這個地方。”
“福隆新街榮記三樓。”阿敏把年鑑合上，看著封面上的年份。“1990年的年鑑。Godwin1990年就在找這個地方了。那時候月明還沒有開始換真品。他為什麼1990年就知道月明在福隆新街？”
陳志遠想了很久。“也許月明一開始就住在那裡。她從深水埗搬走之後，在澳門福隆新街租了房子。Godwin查到了她的地址，記在年鑑上。後來月明發現了，搬到了高樓街找阿萍。但這個地址一直留在了年鑑裡。”
“那阿財的琴譜呢？他為什麼也藏了同一個地址？”
“月明告訴他的。月明去廟街找阿財的時候，可能跟他說了她在澳門的落腳點。阿財不識字，但他會寫數字。他把地址藏在了琴譜裡，等亨仔來取。”
阿敏看著年鑑上那個紅圈。圈線已經有些褪色了，但依然清晰。福隆新街的窄街、綠色窗框、陽臺上的晾衣架，在照片上定格了三十年。三十年前，月明可能就站在那條街上，抬頭看著三樓的那扇窗。那扇窗後面有她的孩子，有她的秘密，有她所有的不安和希望。
“福隆新街。”阿敏說。“榮記。三樓。”
“明天去澳門。”陳志遠說。
阿敏搖頭。“這次不去澳門。先搞清楚榮記是什麼地方。是茶樓？是住宅？”
我拿過年鑑，翻到那頁的下一頁。文字說明接著福隆新街的介紹往下寫：“福隆新街得名於清代光緒年間，原為煙花之地，後轉型為商業街。街上有多間傳統茶樓和旅店，其中以榮記茶樓最為著名，開業於1940年代，至今仍在營業。”
“榮記茶樓。”阿敏說。“三樓可能是茶樓的頂層，也可能是樓上的住宅。”
“月明把地址留在那裡，說明三樓有她要留下的東西。”陳志遠走到窗邊，看著外面的深水埗。“Godwin也在找這個地方。他1990年就畫了這個圈。如果榮記三樓有月明留下的東西，Godwin可能已經拿走了。”
“但他沒有。”阿敏說。“如果Godwin拿走了，月明就不會在琴譜裡再藏這個地址。她會在後來的信裡改口。但她沒有改，說明那個地方還是安全的。”
陳志遠轉過身來。“也有可能Godwin根本進不去。榮記是茶樓，三樓可能是私人地方，外人進不去。”
“或者他進去過，但找不到東西。月明藏東西的手法我們見識過。分流炮臺的鐵門鎖著，獅子山的觀察哨藏在荒山裡，大澳的銀姨棚屋床底下。她藏東西從來不會讓人輕易找到。”
阿敏把年鑑收好，放在床頭。她從防水箱裡取出那本二胡琴譜——阿玲給我們的，阿財留下的遺物。琴譜很舊了，封面是深藍色的硬紙板，上面用毛筆寫著“粵曲集”三個字。琴譜裡夾著一張紙條，上面是阿財的字跡，歪歪扭扭的數字和符號。那是我們之前解過的座標。
“阿財把這些數字藏在琴譜裡。”阿敏翻著琴譜，一頁一頁地看。“他把地址拆成了三組數字，分別藏在三首曲子的某個音符上。第一組是經度，第二組是緯度，第三組是門牌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