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月明的姐姐。他說。不是問句，是陳述。
惠欣點頭。
阿財站起來，走到牆角的鐵皮櫃前，掏出鑰匙開啟櫃門。櫃子很大，兩層，上層放著幾把二胡和松香盒子，下層是一摞舊樂譜。他把樂譜搬開，從櫃底摸出一個小布袋，解開繩口，倒出一把黃銅鑰匙。鑰匙很舊了，齒痕簡單，但擦得很乾淨。
十三年前，張景文給我這個的時候說了一句話。他說有一天會有人來找這把鑰匙。來的人如果手裡有月明的信，就把鑰匙給她。阿財把鑰匙遞過來，手掌很糙，指甲縫裡有細碎的陶土粉末。
惠欣接過去，從帆布袋裡取出月明那封信的影印件，攤開給阿財看。老人戴上老花鏡仔細看了一遍，目光在兩個字上停了一會兒，然後抬起頭。
那年月明從廟街離開之後，後來還來找過我兩次。他坐回窗前的矮凳上，重新拿起那把剪刀和紅紙，但沒開始剪，只是握著。一次是1994年春天，她拿著這張地圖來找我，問我能不能帶她進赤柱的地下通道。我說那地方早封了，她說阿財哥，你以前在工程隊幹過，你知道別的入口。我確實知道，我帶她去了。
她進去了嗎？
進去了。我們走的是另一個入口，在赤柱監獄後山的一條排水渠裡。她一個人下去的，讓我在上面等。等了大概兩個小時，她出來了，渾身都是灰，臉上蹭了一道黑印，但她笑了一下。阿財的剪刀在紅紙上無意識地動了動，阿財哥，我找到了。
第二次呢？
第二次是同年秋天。她來廟街找我，說要回澳門了。她把一把鑰匙交給我，說如果有人拿著我的信來找你，你就把這把鑰匙給他。我問她那是什麼鑰匙，她說是開一個暗櫃的。那個暗櫃裡有一張底片，是她在地下檔案室裡拍的十七張照片的底片縮印，她怕照片被人搜走，單獨把底片存了。
暗櫃在哪裡？惠欣的聲音繃緊了。
阿財放下剪刀，站起來走到門衛室角落裡一張老式木桌前面。他蹲下來，用手指在桌面底部摸了一會兒，摳出一個扁平的暗格。裡面是一枚薄薄的鑰匙，和之前那把黃銅鑰匙不同，這枚更小，更精緻，像開某個小型保險盒的。
這是月明存底片的那個暗櫃的鑰匙。阿財把鑰匙遞過來，她說那十七張照片是證據中的證據。如果其他東西都被人拿走了，只要底片還在，真相就還在。
惠欣握住了那枚小鑰匙，動作很慢，像是接住一件隨時會碎的東西。阿財走回窗前坐下，重新拿起紅紙和剪刀，這一次真的開始剪了。紅紙在他手指間翻轉，碎片簌簌地落下來，他剪的是一朵花的形狀。五片花瓣，張開著——雞蛋花。
她剪過一樣的。阿財低聲說，沒有抬頭，那年秋天她來廟街，走之前用我桌上的紅紙剪了一朵雞蛋花夾在二胡的琴筒裡。她說阿財哥，等我回來找你拿。我等了很多年，她沒回來。
我站在門衛室的視窗前，看著阿財手裡那朵剪好的雞蛋花。紅紙的花瓣薄而透光，被下午的陽光照得鮮亮。他把花放在窗臺上，用那把二胡的琴碼壓住花瓣的邊緣。
去澳門吧，阿財說，目光落在那朵紅紙花上，暗櫃在澳門。她說過，那個地方只有你和她知道。阿明，你知道是哪裡嗎？
我知道。
月明的信裡寫過雞蛋花。她在信裡說：雞蛋花是澳門的花，你以後回澳門，看到路邊有雞蛋花開了，那就是媽媽在跟你說話。她在臺北書桌上折走的那枝梅花已經凋謝了很多年，但澳門的雞蛋花每年夏天都會開。她說的那個地方，只有她知道，也只有我能夠找到——她從小長大的那條街盡頭，曾經有旋轉木馬的小遊樂場，後來拆了蓋成銀行。遊樂場拆之前，她和小時候的自己都在那裡埋下過東西。
惠欣把兩枚鑰匙收進帆布袋。阿財站起來送我們走到瓷廠門口，鐵皮門吱呀一聲拉開，午後的陽光從門外灌進來，把門衛室裡那些二胡、樂譜和窗臺上的紅紙花都鍍上了一層金邊。
阿明，他在門口喊住我，聲音不大，但我聽得很清楚，你長得像月明。眼睛像。她笑起來彎彎的，你也彎彎的。
我轉過身想說什麼，阿財已經坐回窗前的矮凳上了。他在繼續剪紅紙，剪刀在指間轉著圈，紅紙屑一片片落在圍裙上。他埋著頭，二胡靠在旁邊的椅背上，琴筒上壓著一朵早已乾枯的紅色雞蛋花。
暮色裡我站在楓溪那條窄巷的盡頭回頭看，瓷廠的鐵皮門已經半合上了。門衛室視窗透出一點昏黃的燈光，遠遠的，隔著一整條巷子飄過來，像海面上最後一盞航標燈。
惠欣站在我旁邊，順著我的目光也看了一眼那個方向。走吧，她輕聲說，先回澳門。暗櫃裡的底片，是我們最後的拼圖了。
我點頭。手伸進口袋，摸到那枚戒指的輪廓，雞蛋花的花瓣隔著衣料輕輕抵著指尖。阿財剪的那朵紅紙花還在窗臺上，被琴碼壓著，一片花瓣翹起來，在風裡微微顫動，像在招手。
今晚坐夜船回澳門。月明說的那個地方，只有我們倆知道。遊樂場拆掉的舊址上，銀行已經開了十幾年。但底下埋著的東西，還在那裡等著被挖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