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的目光忽然變了。淺灰色的眼睛在燈光的映照下像兩顆被磨過的玻璃球，那一瞬間不再混濁，清亮而銳利。她拍到了一間檔案室裡的東西。那些東西不該被拍下來。她拍到了檔案櫃、貨物標籤、和一些……他頓住了，手指攥緊了褲子的布料，人的照片。有一個人，下巴上有一道舊傷，從左邊嘴角一直延伸到下頷骨。
老人聽到這個字母，身體猛地繃直了。他那雙混濁的眼睛裡浮出一種複雜的情緒，像恐懼，又像釋然。你怎麼知道G？
他叫羅森，葡萄牙商人。
我不知道他叫什麼。我知道他有一道舊傷。老人用手指在自己下巴上比劃了一下，從左嘴角斜著往下，劃過下頷骨的弧度，劍傷，或者刀傷。很舊了，疤痕已經發白，但很深，說話的時候能看見它動。1993年9月，他來這裡找過我，問我同樣的事情——赤柱的地下通道。他說他是做古董生意的，有一批貨要從香港運出去，需要了解通道的路線。
您告訴他了？
沒有。他的口音我聽得出，葡萄牙人。我說我不知道，讓他走。他走的時候站在門口看了我一眼，他的臉在燈下，那道疤像一條歪扭的拉鍊。老人抬手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像是在重溫那個畫面，後來那個中國女人來找我。我告訴她B區的入口之後，心裡一直不安。但她從通道里出來之後又來找了我一次——她給我看了一樣東西。一張照片，裡面是一個檔案櫃的抽屜拉開著，抽屜裡有一排牛皮紙袋。其中一個袋子上寫著G·羅森——青銅器——里斯本
月明拍到了證據。十七張照片裡的某一張，把青銅壺的運單和聯絡人記錄在了一起。那張照片裡G·羅森的運單上，也許還有別的東西——寄件人、承運人、中轉站、最終目的地。每一條資訊都是鏈條上的一個環節，環環相扣起來，就是一條完整的走私線路。
她拍完之後，老人的聲音更輕了，羅伯遜先生，這些證據我會藏好。如果以後有人來找您問這件事，您就跟他說實話。真相不該爛在地底下。她走的時候在門口停了一下，摸了摸口袋裡的什麼東西，笑了笑。那笑很輕，像風颳過去，就沒了。
後來呢？
後來到了10月，有人報警說赤柱那邊晚上有人進了地下通道。警察來找我，因為我是設施移交的翻譯，知道通道佈局。我去現場看了一眼，B區的鐵門被人撬過了，地上有一片碎玻璃。警察問了幾個問題，然後有人打了電話過來，他們很快就撤了。再後來——老人苦笑了一下，那表情在他枯瘦的臉上像一道很淺的裂紋，再後來就什麼都沒有了。沒有調查，沒有記錄，像那扇門從來沒被撬開過。
打電話的人是誰？
我不知道。但我聽到警察接電話的時候叫了一個名字。他想了想，眉頭皺得很緊，像在追著一件被時間的濃霧吞掉的東西慢慢往回走，一個英文名字，首字母是G。我沒聽全，但G先生這個稱呼，我聽見了。
房間裡的空氣滯了一瞬。惠欣沒動，但她把椅子往前挪了一點，膝蓋幾乎碰到老人的膝蓋。G先生。他打了電話，讓警察撤了。他當時人在香港，在赤柱。
他一直在香港，老人說，1993年到1995年，他都在。他是來收貨的。貨到了赤柱，在通道里等著運出去。但那個女人進了B區，拍了照片，打草驚蛇了。那件青銅器後來沒有運走，一直留在通道里某個地方。G·羅森等了好幾年，等到1995年，然後……他忽然停住了，手指扶著額頭，像是在翻找一個被封存得很深的檔案櫃，張……張什麼。
張景文。惠欣說。
張景文。對。老人的眼睛亮了，那點清亮的光在灰藍色的瞳仁裡閃爍了很短的一瞬，1995年夏天，張景文來找過我。他說他在查那件青銅器的事，查到葡萄牙那邊有人在找羅森。他說羅伯遜先生，那件東西還在赤柱。羅森也在赤柱，沒走。他藏在地下的某個地方，等著風頭過去。那天張景文走的時候狀態很差，臉色發白。他說我應該早點把這件事查完，月明等太久了。然後他走了，去了澳門。
他後來在澳門被車撞了。
老人點了點頭，下巴微微顫抖。那根歪斜的拉鍊疤痕位置在他自己的下頷上雖然不存在，但他的手指一直在摸那個方向。我知道。我在報紙上看到了——香港居民張景文澳門遇車禍不治。就那麼一小段，幾十個字。但我知道那不是車禍。
窗外遠處傳來廟街夜市的最後幾聲喧囂——賣唱的人收了麥，食檔的鐵鍋發出刮擦的聲響，三輪車鏈條在石板路上嘩嘩滾過。老人坐在落地燈的昏黃光線裡，格子襯衫的扣子還是錯著一顆，一隻手搭在膝蓋上攥著那副纏了膠布的老花鏡，另一隻手按在《香港軍事遺址導覽》的封面上。
G·羅森有一道舊傷，惠欣重新確認了一遍，左嘴角到下頷骨。青銅壺還在赤柱地下通道里。他1993年到1995年一直在香港，沒有離開。
他還在。老人說。這三個字他用了英文，He is still there.說完他頓了一下，像是自己也覺得這個說法太模糊，我是說——他可能一直在香港。張景文死後，沒有人再追查那件東西了。他也許拿到了貨，也許沒拿到。但赤柱地下的那個檔案室裡，檔案櫃裡的那些牛皮紙袋還在。月明拍了十七張照片，但她只把其中一張給我看過。
您還保留著什麼？惠欣問。
老人沉默了很久。他的手在沙發扶手上摸索了一下，像是試圖抓住什麼。他撐著沙發站起來，動作緩慢而謹慎，一隻手扶著牆壁，一步一步挪到窗邊的書桌前。他拉開最下面那格抽屜，裡面的東西很雜亂，舊信封、藥盒、乾枯的圓珠筆。他在抽屜深處摸出一把鑰匙，黃銅的，樣式很老。然後他轉過身來，把那把鑰匙遞給惠欣。
這是B區檔案室檔案櫃的鑰匙。他說，1990年移交的時候我負責清點物資，這套檔案櫃的備用鑰匙在我手裡。我留了一輩子。當年月明來問我的時候，我說B區有一間檔案室，檔案櫃鎖著，她需要鑰匙。但我沒給她——我說鑰匙丟了。我怕她進去之後出不來。
惠欣接過了那把鑰匙。老舊的黃銅，邊角被反覆摩挲過，光滑得像一塊溫潤的石頭。
現在給你們。老人重新坐回沙發上，長長地撥出一口氣，我老了，記不住太多事情了。但那個中國女人和她的孩子，我還記得。那孩子應該長大了吧？
我往前走了一步。燈光的邊緣落在我的臉上。老人抬起頭，淺灰色的眼睛看著我，瞳孔微微放大了一些。他看了我很久，久到我以為他已經忘了自己問過什麼。然後他輕輕地說：眼睛像。她的眼睛也這樣，看著你的時候像在笑，又像在等什麼。
我握住鑰匙。黃銅的質感沉甸甸地在掌心裡，帶著老人的體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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