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回到通菜街地攤那個位置的時候，是下午四點。黃昏還沒來，但日光已經開始變軟，街面上的影子從短促的三角形拉長成了斜斜的條狀。書攤還在原來的位置，鐵架子和深藍色的絨布都攤著，上面散著跟上次差不多的舊書和過期雜誌。但坐在小馬紮上的老人換成了一箇中年女人，短髮，穿一件灰色的運動外套，正在低頭翻一本舊食譜。
惠欣走過去問：這裡以前那個老伯呢？
女人抬頭，像是被這個問題驚了一下。她看了一眼惠欣，又看了一眼我，然後把食譜合上放在膝蓋上。你們是說潮州老陳吧？他昨夜裡讓人接走了。
讓人接走了？
是啊。昨天晚上收攤的時候，來了兩個穿黑衣服的男人，個子很高，站在旁邊等他收了書才過來。我正好在旁邊收拾隔壁的鞋攤，聽見老陳跟他們說話，語氣很客氣，像是認識——你們怎麼找到這裡來了，那人說老闆想請你過去坐坐。老陳猶豫了一下，把書攏了攏放進麻袋裡，說那我跟他們去一趟。然後就走了。
他有說他去哪裡嗎？
女人搖頭。沒有。老陳把書攤託付給我，說阿英你先幫我看著，晚點我回來拿她頓了一下，他到現在沒回來。昨晚我收攤的時候還給他留了張字條塞在鐵架下面，讓他回來找我。早上來看，字條還在原地，鐵架沒動過。
惠欣蹲下來看了看鐵架底部。確實有一張疊好的字條塞在鐵架的橫杆之間，紙邊露出來一截，已經被夜露打溼過又幹了，起了淺淺的皺褶。她抽出字條看了一眼，又塞了回去。
那兩個黑衣人說粵語還是普通話？
女人想了想。普通話。帶一點北方的口音，但是說得挺標準的。老陳也是跟他們說的普通話，他平時都講潮州話和廣東話，那晚忽然改口說普通話，我還覺得有點奇怪。
普通話。北方口音。1997年之後，香港和內地之間的往來更多了，但赤柱地下通道那批貨的聯絡人、英軍退役情報官、港督府特別聯絡官這些身份，跟北方口音的普通話之間有一條我們還沒畫完的連線線。
惠欣站起來的時候，手機響了。她看了一眼螢幕，阿玲的名字。
接起來，阿玲的聲音比平時緊了一些。她的聽力本來就比一般人敏銳，說話時語調裡的細微變化更能透露出情緒狀態。電話裡她的語速比往常快了一點，字與字之間的間隔縮短了。今晚你們別來廟街。我家樓下有兩個人，從傍晚就站在消防栓旁邊抽菸，一直沒走。我讓隔壁鋪子的阿強幫我看了，說那兩個人都穿著黑衣服，不是街坊，面生。天黑之後他們還在。
他們有沒有做什麼？
沒有。就站著，偶爾走動兩步，抽完一根又點一根。但那是廟街後巷，平時沒人站在那裡抽那麼久的煙。我知道他們是衝我來的。阿玲的聲音壓得更低了一些，你們手頭的東西，是不是有人知道了？
惠欣握著手機站在通菜街的人流中間，身邊的人群從她兩側流過，年輕情侶、買宵夜的上班族、拖著行李箱的遊客。她的表情沒變，但握著手機的那隻手在袖口裡面微微攥緊了。
阿玲姐，你鎖好門，今天別出門。我馬上叫朋友過去接你。
不用接我。我在廟街住了快四十年了，每條巷子我都閉著眼能走。你們別來，來了反而更顯眼。阿玲的聲音裡忽然多了一點很淡的笑意，像是風雨來的時候反而沉住氣的那種穩，你把那些底片和證據藏好。他們找的是東西，不是人。只要東西不在他們手裡，我就沒事。
電話結束通話之後，惠欣把手機收進口袋，站在鐵架旁邊沉默了幾秒。傍晚的風從通菜街的巷口灌進來，吹得鐵架上那些舊書的書頁嘩啦啦地翻動，露出裡面泛黃的紙張和褪色的字跡。隔壁鞋攤的中年女人還在看著我們，她的目光從惠欣臉上移到我臉上，又移回去，像是想看明白這兩個人跟老陳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
老陳被帶走了，惠欣轉過身來看著我，聲音壓得很低但很平穩，兩個北方口音的黑衣人。阿玲樓下也有黑衣人。不是巧合。
有人在清線。
清線。惠欣點頭，Godwin，或者他那邊的人。老陳是賣書給我們的人。阿玲是阿財的傳話人。陳國棟是給了我們檔案的警長。所有最近接觸過這條線索的人，正在被排查。
陳國棟呢？
惠欣已經撥出了電話。她把手機貼在耳邊，聽了一會兒，然後結束通話。沒人接。打了兩遍都是語音信箱。
一陣寒意從脊背爬上來。油麻地警署退休警長，七十幾歲，一個人住，電話沒人接。這個時間點他通常在家喝茶看新聞，不會無緣無故把電話靜音。
我們得去找他。
惠欣攔了一輛計程車。報陳國棟住址的時候她的聲音很穩，但握在車門把手上的手指關節微微發白。車沿著彌敦道往南走，窗外的霓虹燈開始陸續亮起來，把車廂內照得明一陣暗一陣。惠欣坐在後排，手機握在手裡一直沒放，螢幕亮著，是陳國棟的號碼在反覆撥打中——每一次都是等待音響到第七聲自動切到語音信箱。
陳國棟住在佐敦一棟舊樓的三樓。樓下的鐵門沒鎖，我們走上去的時候樓梯間的聲控燈亮了一盞，又滅了。三樓走廊的燈是壞的，暗得很，只有盡頭視窗透進來的一線暮色。陳國棟的門口沒有異常——門關著，門縫下方沒有透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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