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仔，原件在你手裡。那張照片——我抱著你的那張——是影印件。原件在你親媽手裡。你親媽叫林美儀。她在赤柱地下通道拍的那些照片，每一張背面都寫了字。你找到了那些照片，就找到了她。”
“姨姨沒有把這件事告訴你爸。因為你爸還在找。他找了十年。他在里斯本待了三年，就是為了找若昂。但他不知道你親媽已經走了。若昂也不知道。若昂二〇〇二年走的時候，手裡握著的那張照片，就是你親媽拍的。那張照片是阿娣。你親媽拍過阿娣。在澳門。在河邊新街。在鐵皮屋門口。你親媽和阿娣是朋友。”
“亨仔，這個世界很小。小到像一條鏈子。里斯本和路環。葡萄牙和廣東。你親媽和阿娣。若昂和明仔。我和蘇曼瑤。所有的人都在這條鏈子上。你摸到其中一個環，就牽動了全部。”
“姨姨走了。姨姨還在走。但姨姨把最重要的東西留給你了。在這棵榕樹下。在路環山頂。在黑沙海灘的沙子裡。在銅鏈的經緯度裡。在福隆新街的鐘聲裡。”
“亨仔，你不是一個人。你從來都不是一個人。”
“月明。二〇〇五年九月十四日。里斯本。”
信紙從我手裡滑下去，落在榕樹根上。風吹過來，信紙翻了個面，背面還有一行字。極小的字，是月明後來的筆跡，很輕，很淡：
“PS：二〇二〇年，摩洛哥。我找到多拉了。多拉住在馬拉喀什。她把原件給了我。原件在你手裡。你已拿到了。”
我翻過信封。信封背面貼著一張郵票，葡萄牙的。郵票下面壓著一張小小的照片——一個女人的側影，站在地下通道里，舉著相機。她的臉看不清，但她的手很穩。她的右手無名指上戴著一枚戒指，銀的，很細。
照片背面寫著：“林美儀。赤柱地下通道。1992年。亨仔，這是你媽媽。”
林惠欣湊過來看。她的手指碰到照片上的女人。“林美儀。”她輕聲念出來，“我姑姑。”
我轉過頭看她。
“我姑姑。”她重複了一遍，聲音很穩。“我爸的妹妹。我小時候聽過她的名字。但家裡人不提。說她去了香港，嫁了人，後來病了。我爸從來不提。”
“她是你姑姑。”蘇曼瑤說，“所以亨仔是你表弟。”
林惠欣看著我。她的眼睛很亮，很靜。她摸了摸胸前的銅鏈，銅牌已經被她的體溫焐透了。
“我姑姑把照片寄到里斯本。我爸爸帶著羅盤去里斯本。”她說，“他們兄妹倆，一個在香港，一個在澳門，都往裡斯本送東西。送到同一個地址。Rua dos Fanqueiros 22。他們認識若昂。他們都認識月明。”
她蹲下來，把信紙撿起來，摺好，放回信封。然後她把信封、照片、紅布袋，一樣一樣放回鐵盒。盒蓋蓋好，鏽邊扣緊。她把鐵盒放在榕樹根最粗的那隻“手”下面。
“留在這裡。”她說，“月明埋在這裡的。應該留在這裡。”
蘇曼瑤從口袋裡摸出一朵白蘭花。是今天早上在福隆新街摘的。她把花放在鐵盒上面。白色的花瓣在榕樹根的深褐色上很顯眼，像一盞小燈。
“走吧。”她說，“天要黑了。山路不好走。”
我站起來。銅鏈在胸前晃了一下，銅牌碰到襯衫的第二顆釦子，發出輕微的“叮”聲。我摸了摸銅牌。正面是里斯本，背面是路環。兩行字。兩座城市。兩個母親。
“蘇姐姐。”我說。
“嗯。”
“我親媽什麼時候走的？”
蘇曼瑤看著遠處的海。灰色的海面上有一艘船，很小，正在往內港方向開。汽笛聲傳過來，很輕，像從很遠的時間那頭傳來的。
“一九九二年。”她說，“你出生之前一個月。林美儀在赤柱地下通道拍完最後一組照片，回了家。那天晚上下了大雨。她淋了雨，發起高燒。送到醫院，沒救回來。醫生說是急性肺炎。你爸那時候在澳門，不在香港。等他回去，人已經走了。”
“那些照片呢？”
“不知道。你爸從來沒有提過。也許他燒了。也許他留著。也許他帶到了里斯本。月明在Rua dos Fanqueiros 22看到的是影印件。原件不知道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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