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握緊那個瓶子。玻璃很涼，裡面的粉末很細，灰色的，混著深褐色的木屑和黃色的碎葉。是澳門。是鐵皮屋的地面，是陳帶娣的船板，是福隆新街的榕樹葉。
“她帶了另一半去？”
“帶了。”蘇曼瑤說，“她走了一輩子，那個瓶子一直帶著。二〇二〇年她回來的時候，我幫她整理東西。那個瓶子還在。裡面只剩一點點了。她說她每到一個地方，就撒一點。撒在里斯本。撒在巴黎。撒在伊斯坦布林。撒在喀布林。撒在加爾各答。撒在馬拉喀什。她說：‘我把澳門撒遍了全世界。這樣我不管走到哪裡，腳下都是澳門。’”
林惠欣轉過頭，望著水面。她的肩膀在微微發抖，但沒有哭出聲。我走過去，把布包和瓶子放進她手裡。她低頭看了看，握緊了。
“亨仔。”蘇曼瑤叫我。
“嗯。”
“你明天去里斯本，我有一件事要你幫我做。”
“什麼事？”
她從口袋裡又掏出一樣東西。是一封信。信封上寫著：“里斯本，Rua dos Fanqueiros 22，多拉女士收”。寄件人位址列是空的，但畫了一道波浪線。
“這是月明最後一封沒寄出的信。”蘇曼瑤說，“她在鏡湖醫院寫的。寫完了放在枕頭下面。護士第二天早上發現的，給了我。信沒封口。我沒看。但我知道是給多拉的。你幫我寄。”
我接過信。信封很輕，裡面只有一張紙。但拿在手裡很沉。是月明寫的最後一封信。給多拉的。多拉在馬拉喀什瞎了眼睛，月明去找過她。這封信寫的是什麼？
“月明說多拉手裡有十張照片。”我說，“您知道那些照片拍的是什麼嗎？”
蘇曼瑤搖搖頭。“不知道。月明沒說。她說等你去了里斯本，找到多拉，把照片拿出來看。你就知道了。”
她走到我面前，伸手幫我整了整外套的領子。她的手指很粗，很暖，像樹根。“亨仔，你像你媽媽。眼睛像。眉毛像。但你比她有福氣。她走的時候一個人。你走的時候有惠欣。”
她拍了拍我的肩。然後轉向林惠欣，也整了整她的領子。“你們兩個，一起走。從澳門到里斯本。從門縫這邊走到門縫那邊。然後一起回來。”
“蘇姐姐。”我說，“您呢？您跟我們一起去嗎？”
她笑了。皺紋從眼角漾開，像水波。“我走不了。榮記在這裡。福隆新街在這裡。那棵榕樹在這裡。我走了，誰看門？”
她轉身往碼頭外面走。柺杖點著石板路，篤、篤、篤。走了幾步，她停下來，回過頭。
“月明走的時候，唱《帝女花》。”她說，“其實還有一句。她沒唱出來。但我看得出來她想唱。那句是——‘願喪生，回謝情長。’但她沒有喪生。她活到三十四歲。走了三十多個國家。看了四十多種海。她活得很好。”
她頓了頓。風吹起她的白髮，她抬手攏了一下。
“亨仔，你媽媽林美儀也沒有喪生。她拍了十張照片。十張照片就是十個世界。她死了，但她的照片活著。你去了里斯本，替她看看那些照片。看看她拍下的世界。然後替她活。”
她轉身走了。這次沒有回頭。柺杖聲越來越遠。穿過碼頭的窄巷，穿過晾衣繩上的衣裳，穿過內港的水面。最後聽不見了。
我站在欄杆邊。手扶著欄杆，手指按在那三個字上——沈月明。1993.10.15。鐵欄杆很涼，但手心是熱的。
林惠欣站到我旁邊。她把小布包和玻璃瓶放進揹包裡。然後她把手放在欄杆上，放在我手上。
“亨仔。”
“嗯。”
“船走了，歌聲還繞了一陣。”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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