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大都會預算赤字、前任館長坎貝爾黯然離職，董事會從機構外挖來他，是六十多年來頭一遭。”
葉子聽得認真，筆尖在筆記本上落下“奧地利裔 / 跨歐美館體系 / 重運營”幾個字。
“他不是那種躲在象牙塔裡只談審美的學者館長。”行舟屈指敲了敲桌面。
“霍爾萊茵的信條是：藝術和金融同住一個胸膛。他一邊喊著博物館要擁抱多元文化、打破西方中心敘事，一邊跟德意志銀行合作拍賣藏品、穿黃雨靴搞西千萬美元的募捐晚宴。”
“那他政治上站哪邊？”葉子問。
“他沒有政黨標籤，但底色很清晰：全球化派、跨大西洋自由派、親美式文化外交。”行舟淡淡道。
“他公開說過，民粹主義抬頭的時候，博物館更要讓人透過藝術擁抱多元文化，用全球視野看不同文明。”
“他也順應當下的來源審查潮，他預計在幾年後，親自牽頭在大都會成立藏品來源委員會，承認‘某些情況下我們並不是藏品真正的所有者’，把柬埔寨、埃及、土耳其的非法來源文物陸續還回去。”
“但他歸根到底站的是‘大都會代表的世界主義’，只要敘事框架夠大、機構面子保得住、美國主導權不丟，他願意靈活。”
看到葉子記的認真，行舟眼中滿是讚賞。
“所以剛才那通電話裡，我給他鋪了兩層臺階。把‘ 《歸來》’從‘中國受傷史’包裝成‘全人類戰爭創傷與文明共生’，正中他‘去西方中心化’的公開理念。這是其一。”
“其二，主動說日本站不擺大都會的日本藏品，替他免去美日文化外交的麻煩。他順坡下驢，既賣了面子給我，又把自己擺成‘全人類藝術守護者’。而東京國立那邊麼……”
行舟抬眼看葉子：“大都會帶了頭，他們不跟就會被踢出‘國際主流博物館俱樂部’。日本國立館的生存邏輯是緊跟華盛頓風向，Max 點了頭，他們再扭捏也得轉。”
“你的活兒來了。”行舟把高橋健一的名片撥回葉子面前。
“明天約他喝咖啡，不用多說，就把兩件事漏給他：第一，大都會博物館館長馬克斯-霍爾萊茵正式確認參與，日本藝術品也會進巡展清單，但日本站不展出，觀眾在東京看到的，是燕城、故宮、柏林、大英的貨，唯獨沒有大都會藏的浮世繪和屏風。”
“第二，我們尊重日方‘重要文化財’的審批難度，所以首輪不強制借那五件頂級貨，但希望東京國立以‘對等姿態’出借至少三件唐代佛教造像與敦煌文書，圖錄裡單設‘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學術貢獻’章節。”
葉子眨了眨眼：“他要是問，為什麼大都會的日本畫不去東京，我們怎麼圓？”
“就照 Max 那套說，是美方主動提議的保護性安排。”行舟靠回椅背，“高橋不是傻子，但他更怕被排除在外。”
——
第二天上午十點，國貿三期一間安靜的咖啡館包廂。
高橋健一穿深色西裝，翻譯坐在一側。
葉子沒帶資料夾，只拿一隻手機，點開一段錄音，當然是行舟授意的“非正式轉述”，用流利而平靜的英文夾著日文敬語，把霍爾萊茵的承諾逐字轉達。
高橋握著骨瓷杯的手指，肉眼可見地僵了一下。
“大都會……霍爾萊茵先生親自同意了？”
他的溫和笑容第一次出現裂縫，“而且，貴方說，日本站不展出大都會的日本藝術品？”
“對。”葉子點頭，“Max 原話是，避免給日本觀眾造成不必要的心理衝擊，也避免讓東京國立在自家主場陷入被動。這是美方主動讓渡的姿態。”
高橋與隨行研究部主任交換眼神，後者湊過去低聲說了幾句日語。
高橋健一透過翻譯：“如果是這樣……那我們此前擔心的‘主題不符’問題，其實可以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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