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人說：“你不是周氏員工，沒有資格干涉內部財務。”
“我沒有干涉。我在委員會擁有旁聽席，旁聽席可以提出程式問題。”
記錄員把她的話寫入紀要。代理人想讓記錄員刪掉，周聿珩抬手阻止：“完整保留。”
當天，獨立託管委員會決定派人前往海外城市核查。周聿珩提出由員工代表和外部審計師同行，董事會不得單獨派遣人員。
許先生沒有立刻答應。他問：“如果查到他們還活著，卻不願意再見周氏呢？”
“把他們的選擇寫進報告。”周聿珩說。
“如果他們拒絕拿錢？”
“錢先放在他們名下的獨立賬戶，等他們決定。”
這次許先生點了頭。
出發前一晚，審計系統發來一條自動提醒：三名員工的檔案曾在同一座海外城市被批次修改，修改人賬號屬於顧承川辦公室。
修改時間，正好是三人被標記為失蹤的那一天。
審計師根據賬號軌跡調取舊伺服器，發現那次批次修改並非一次完成，而是分成三次提交。第一次刪除聯絡方式，第二次更換崗位狀態，第三次把外包合同歸檔為培訓資料。
每次提交之間間隔七分鐘，操作地點卻顯示在同一間辦公室。
盛梔意問：“顧承川當時在辦公室嗎？”
周氏人事部只能提供門禁記錄。記錄顯示顧承川那天提前離開，辦公室仍有一名臨時助理留到深夜。
臨時助理的名字出現在舊員工名單裡，卻沒有出現在顧承川第一份認罪材料的關聯人員欄。
周聿珩要求監管方傳喚這名助理。董事會代理人提出異議，稱助理只是執行電腦操作，不代表知道內容。
盛梔意把三次提交的時間打印出來：“知道多少，讓她自己說。沒有詢問，就只剩替她猜。”
助理在律師陪同下接受詢問，承認自己曾按顧承川口頭指示開啟系統，但不知道修改後的檔案會影響員工補償。她說顧承川當時只告訴她：“把這三個人先放進培訓庫，等專案結算再改回來。”
“後來改回來了嗎？”律師問。
她搖頭：“我離職前沒有見過他們的名字。”
她提交了一部舊手機，裡面保留著當年的工作備忘錄。備忘錄最後一行寫著：三個人去了同一座城，費用從員工安置基金轉出。
周聿珩看完後，把自己的海外專案許可權表又縮減了一項，主動放棄對外包公司資料的單獨調取權。
助理問：“這樣會不會讓調查更慢？”
“會。”
“那為什麼還要放棄？”
“調查慢一點，證據才不會被說成我自己找出來的。”
盛梔意聽見這句話，沒有評價。她只把三名員工的檔案交給託管委員會，要求由員工代表選擇聯絡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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