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聘之後的門診量比退休前少了三分之一，但查房和科研指導的工作基本沒變。
每週三個半天門診改成兩個，查房從每週兩次改成一次，剩下的時候在實驗室或者辦公室待著，看文獻、改論文、和學生討論課題。
有時候一整個下午都沒人來找她，她就一個人坐在那裡，安安靜靜地看書。
這些年她積累下來的病例資料佔滿了好幾個硬碟，分門別類地標著年份和病種。
霍奇金淋巴瘤的、非霍奇金的、肺癌的、乳腺癌的、胃癌的，每一類下面又按分期、治療方案、轉歸分成子資料夾。
其中那個“霍奇金-復發難治”的資料夾是她花時間最多的，裡面的病例最早可以追溯到她在協和做住院醫那幾年，最新的則是上個月剛收治的一個二十出頭的男孩。
她每個月都會把這些資料翻出來看一遍，有時候是看影像的變化軌跡，有時候是比對不同患者的病理特徵和用藥反應，有時候什麼目的都沒有，只是單純地看，像翻一本讀了無數遍的老書，每一頁的摺痕和批註都記得清清楚楚。
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一首留著這些東西。
也許某一天它們會派上用場。
也許不會。
但萬一有呢。
返聘的那十年裡，林淼在腫瘤學領域的地位越來越高。
早些年她在免疫學和遺傳學交叉方向上發表的那些論文被引用了無數次，後來又陸續有幾篇關於耐藥預測模型的文章在頂刊上發出來，被國內外的指南引用過幾次。
有人開始在各種學術會議的邀請函上稱她為“我國腫瘤學領域的開拓者之一”。
但林淼本人對這些頭銜沒什麼感覺，說無動於衷太假，她當然會覺得高興。
但不是因為地位那個層面的東西。
她高興的是，那幾篇被反覆引用的文章裡寫的正是她當年坐在協和辦公室裡那些深夜，在白紙上寫下的幾個假設。
後來的人在她的假設上往前走了一步又一步。
最初只有幾個樣本的觀察逐漸被大規模佇列研究驗證。
當年只能寫在討論部分的猜測後來變成了寫在結論裡的確定句。
這才是讓她最開心的事情。
七十歲那年，林淼主動從返聘崗位上退了下來。
她收拾好辦公室裡的東西，把那幾盆養了十幾年的綠蘿分送給科裡的年輕醫生。
把牆上的錦旗摘下來卷好放進紙箱。
把那摞從協和時代就開始積累的病歷資料複製到最後一個硬盤裡。
然後在某個周西的傍晚，鎖上了那間她待了將近西十年的辦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