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人的問題。工人的牴觸情緒、幹部的畏難情緒、既得利益者的阻撓，每一個都是攔路虎。
梁四安的辦法只有一個——走到群眾中去。
在沂州，他站在改革廠的食堂裡，面對兩千多名工人，一個一個回答他們的問題，嗓子都喊啞了。
在京海，他坐在改革廠的老工人中間，聽他們講廠子的歷史，講他們的擔憂，講他們的期待，講到動情處，老工人們淚流滿面，他也紅了眼眶。
在呂州，他直接住進了礦務局的招待所，一連七天，和礦工們同吃同住，下井考察，親手摸那些老舊的採煤裝置。
洛川有一次忍不住說：“省長，您這是拿命在拼啊。”
梁四安笑了笑：“不拼怎麼辦？幾萬工人等著吃飯呢。”
蕭天明在旁邊默默記著筆記。他跟了梁四安這麼多年，早已習慣了這個節奏。
但他也知道，梁四安能這麼拼，靠的不只是意志力，還有那份超越時代的遠見——他知道這些改革會成功，知道這些陣痛會過去，知道這條路是對的。
半年多的時間，十三家企業，梁四安全部跑了一遍。
每一家都拿出了針對性的改革方案，每一家都開始了艱難的轉型之路。
有人說，梁四安是在用雙腳丈量漢東的工業版圖。
也有人說，他是在用汗水澆灌改革的種子。
而他自己，只是覺得這是該做的事。
就在改革如火如荼推進的時候，梁四安的那本書，終於完成了精修。
三個月前，吳敬連帶著初稿去了京城，說是要給那些老朋友“開開眼”。
梁四安本以為只是客氣話，沒想到吳敬連這一去，真把他的書稿在京城學術界攪了個天翻地覆。
訊息是申明遠傳回來的。
“梁省長，老師打電話來說，您的書在京城的反響太大了！”
申明遠興奮得聲音都在發抖：“體改委的幾個老專家看了，當場就說這是九十年代改革的開山之作。社科院的一個人連夜打電話給老師，問能不能借閱全文。還有好幾個部委的領導，透過體改委的渠道打聽，問這本書什麼時候能出版。”
梁四安有些意外，但更多的是欣慰。
他寫這本書，不是為了名，也不是為了利，而是希望自己的思考能對改革有所助益，能對後來者有所啟發。
如果真如吳敬連所說，能影響這個時代的改革者，那他這些年的心血就沒有白費。
吳敬連從京城回來那天，梁四安親自去接站。
老人的精神很好，紅光滿面，手裡拎著一個鼓鼓囊囊的公文包，裡面裝滿了各路專家的意見和批註。
“四安同志！”
吳敬連一看到他就哈哈大笑，拍著他的肩膀說：“你這本書，在京城可是炸了鍋了！我那些老朋友，一個個都跟我要書看，我說只有一份初稿，他們恨不得搶起來！”
梁四安連忙扶住他：“吳老辛苦了。專家們的意見我都收到了，很有啟發，我已經在精修的時候吸收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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