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江之後，隊伍走了三天。
白天趕路，晚上找地方歇腳。朝鮮北部的山比國內更陡，溝更深，路窄得只能走一個人。路兩邊是燒焦的樹幹和炸塌的石頭，偶爾能看見路邊的溝裡倒著沒人管的牲口，凍得硬邦邦的，上面落了一層雪。天冷得厲害，說話撥出來的氣直接凝成白霧，粘在眉毛上。賈東旭把厚棉襖穿上，帽子也換成了帶護耳的棉帽，但耳朵還是凍得發疼。
第二天傍晚，隊伍在一個山溝裡停下來。溝口有哨兵，穿著志願軍的灰布軍裝，臉凍得發紫，手裡的槍抱在懷裡。周隊長上去說了幾句，哨兵往裡頭打了個手勢，隊伍繼續往裡走。溝裡寬了一些，有幾間朝鮮老百姓的土坯房，房頂被炸塌了半邊，但還能住人。軍械所就設在這裡。
說是軍械所，其實就是兩間土坯房和溝口一片露天的場地。土坯房裡擱著幾張條桌，上面堆著拆散的槍機和零件。露天的場地上碼著幾十支打壞的槍，有的槍管彎了，有的機匣裂了，有的槍托碎了，堆得跟小山似的。旁邊還有一個用石頭壘的簡易爐子，是復裝子彈用的。
軍械所的負責人姓陳，三十來歲，山東人，臉黑得像炭，手上全是老繭。他看了周隊長的介紹信，又看了看隊伍裡的人，點了點頭：“可算來人了。這邊活兒堆成山，槍修不過來，前頭催了好幾回。”
周隊長把三個組的人分了一下。步槍組留下來，跟著陳所長修槍。火炮組去了另一個山溝，那邊有個炮修點。彈藥組留在原地，負責復裝子彈。賈東旭是步槍組的，他把包袱擱在土坯房的角落裡，蹲在那一堆壞槍前面看了一遍。有的是槍管炸了膛，得換槍管；有的是機匣變形，得敲回來重新銑；有的是槍機卡死，得拆開清洗。幾十支槍，沒有重樣的，個個都得單獨處理。
陳所長蹲在他旁邊，遞過來一支槍：“這支最麻煩。槍管彎了，彈頭卡在膛裡，打又打不響，退又退不出來。你看看有沒有救。”
賈東旭接過槍翻來覆去看了一遍。槍管確實彎了，彈頭卡在膛線裡，拉殼鉤也斷了。他把槍擱在條桌上，拿起工具，開始拆。陳所長蹲在旁邊看了一會兒，見他手底下利索，拆槍跟拆玩具似的，沒再說話，站起來去忙別的了。
賈東旭把那支槍拆開，把彎曲的槍管拿下來，擱在爐子上加熱，等燒軟了之後拿錘子慢慢敲直。敲直了再把彈頭從膛裡頂出來，換了一個拉殼鉤，把槍重新裝好。他壓上一發子彈，對著溝壁上的土坡打了一槍。槍響了，彈殼跳出來，落在腳邊。
陳所長聽見槍響，從土坯房裡出來看了一眼，點了點頭，沒說話，轉身進去了。
接下來的日子，賈東旭每天蹲在土坯房的條桌前面修槍。修完一支，壓上子彈試一槍，再修下一支。有時候一天能修三四支，有時候遇到複雜的，一天只修一支。他的手藝好，修出來的槍都能用，陳所長慢慢把最麻煩的活兒都推給他。修槍的空檔，他還幫著彈藥組看了看復裝的工序。彈藥組的幾個人都是剛從各軍工廠調來的技術骨幹，手藝不差，但缺經驗。賈東旭蹲在旁邊看了半天，指出了幾個問題——底火的壓裝偏了，發射藥的裝量不準，彈頭的壓合不緊。他拿卡尺量了幾個資料給他們看，幾個人點了點頭，照著改。
軍械所的日子苦。吃的是炒麵，一把炒麵一把雪，偶爾能喝上一碗熱糊糊。住的是土坯房，地上鋪著乾草，幾個人擠在一起睡。天冷，晚上睡覺的時候要把棉襖棉褲都穿上，帽子也不摘，但還是凍得睡不著。賈東旭把從國內帶來的厚棉被鋪在乾草上，裹著被子睡，比其他人強一些。
但活兒沒停過。前線的仗打得緊，壞槍一車一車地往後方送，有時候一天就能送來幾十支。賈東旭帶著步槍組幾個人日夜輪班，白天修，晚上也修，油燈不夠用就拿松明子點著。手凍得握不住工具，就擱在爐子邊上烤一烤，烤熱了接著幹。
有一天傍晚，陳所長從溝口回來，臉色不太好。他蹲在條桌邊上，跟賈東旭說了一句：“前頭又打起來了。長津湖那邊，聽說打得很兇。槍不夠用，上面催著要。”
賈東旭把手裡那支剛修好的槍擱在架子上，問了一句：“長津湖在哪兒？”
“東線。翻過幾座山就到了。”陳所長說，“那邊比咱們這兒更冷，零下三四十度。好多槍凍住了打不響。”
賈東旭蹲在條桌前面，沒接話。他把手裡的工具擱下，站起來走到溝口，往東邊看了一眼。東邊的山脊線上有火光，一閃一閃的，在夜色裡很扎眼。風從東邊吹過來，帶著焦土和硝煙的味道。
他站了一會兒，轉身回土坯房，坐下來繼續修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