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南洋貨輪起航，就只剩下最後一天。
天剛矇矇亮，玄關傳來汽車引擎的聲響。
靳霆梟回來了。
他進門時眼底全是紅血絲，西裝外套搭在臂彎，袖口還沾著一股醫院特有的消毒水味。
看見我坐在沙發上喝粥，他走過來蹲在我面前。
他的手懸在我腳踝的紗布上方，沒敢碰，喉結上下滾了一下。
“對不起。”
我把粥碗放下：“梁記者怎麼樣？”
他沒有回答，反而握住我的手，“南區碼頭那幾筆生意我全停了。”
他抬頭看我，眼底是我從前最沉溺的神情——愧疚、溫柔，外加要把整個世界都捧到我面前的誠懇。
“我們去歐洲。下個月就走，你想去哪都行，住多久都行。往後我誰也不管，只陪你。”
我不動聲色地抽回手，重新端起碗：“好。”
靳霆梟愣了一瞬，大概沒料到這麼順。
我也不想的。
可過去二十二年，這樣的場面我見過太多次。
他忘了我們的紀念日，送一間鋪子。
他在外頭受了氣回來冷了臉，送一盒南洋珠。
我頭一回瞥見梁見薇稿件的影子時，他不聲不響往我腕上扣了只翡翠鐲子。
每次都管用，因為從前我是真信——他捨得給我，就是心裡有我。
“你歇著。”我把最後一口粥喝完，“歐洲的事，我不急。”
當天夜裡，我一個人在臥室裡翻箱倒櫃。
從二十歲那年在螺洲灣給他寫的信，到去年他為我求的便籤，一張一張，塞進銅盆。
火苗捲過紙邊，那些字是我整個青春。
燒到最後一張時，我手停了一下，還是丟了進去。
凡靳家給的，地契、珠寶、那間商行的過戶文書、他送我的每一隻鐲子，我全數擺回梳妝檯上。
深夜十一點，靳霆梟睡得極沉。
連日奔波，加上白天我的反應，他大概是真放心了。
晚杏在側門接應，攙扶著行動不便的我，貼著牆根溜過巡邏崗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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