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萬勳沒說話，低頭看著螢幕，手指無意識地摩挲食指側面那個寫字磨出的凹痕。那道印已經多年了，像是身體為記憶刻下的標記。他曾想，也許有一天所有文字都被忘了，只有這道凹痕還記得他寫過什麼。
第二天一早，他又最早到。屋裡沒人，他開啟電腦，調出第七章草稿。這一章寫少年輟學打工的經歷，有一段對話他改了三次還不滿意。原文是少年臨走前對母親說：“媽，我走了，你別想我。”他總覺得這話太輕，不像十六歲孩子能說出口的。
他閉眼回想錄音。男孩聲音發緊，低著頭，腳尖蹭地，說了句：“媽，我在外頭要是三個月沒信，你就當我沒這個人。”說完轉身就走，背影繃得很直。
他重新打字：“媽，我要是三個月沒信，你就當我沒這個人。”刪掉“在外頭”，更短，更狠。又加一句：“他說完，轉身就走，背挺得筆直，像是怕一彎腰就要哭出來。”
改完，讀了兩遍，儲存。
上午十點，團隊開會。每人彙報進展。有人說加了兒童日記，有人重寫了婦女議事會場景。輪到吳萬勳時，他說：“第七章結尾加了一段錄音轉寫，是我媽在兒子走後自言自語的話，要不要聽？”
大家點頭。
他播放音訊。女人坐在矮凳上，手裡捏著兒子穿小的布鞋，聲音很低：“你說他走得乾脆，可鞋後跟這兒，線是我昨晚上剛縫的……我縫那麼密，他就穿著走了，連洗都沒洗一次……”錄音裡傳來抽鼻子的聲音，接著是碗筷碰撞，她開始做飯。
聽完，沒人說話。
“留著。”戴眼鏡的女人說，“這種話，比哭還重。”
他們繼續討論其他章節。有人提出第三章節奏太快，建議展開修渠中途休息那段。吳萬勳支援，還提供新素材：當時有人帶鹹菜罐子，大家圍坐分著吃，有個老頭捨不得吃，藏進懷裡說要帶回家給孩子。這事他初稿一筆帶過，現在決定單獨寫一小節。
中午吃飯時，有人問他：“你記這麼多細節，不怕亂嗎？”
“怕。”他說，“所以我每天回來都整理。錄音聽三遍，第一遍記大概意思，第二遍抓關鍵詞，第三遍補動作和語氣。寫的時候卡住了，就翻筆記。”
下午開始交叉審閱。吳萬勳拿到別人改的第二章，發現地名錯了——把“李家窪”寫成“李家灣”。他立刻標紅，備註：“實地走訪確認為‘窪’，因地勢低得名。”對方看到馬上改了，回了一句：“謝了，差點鬧笑話。”
快下班時，他們把最新合稿匯出PDF，統一命名存檔。吳萬勳開啟自己負責的章節逐行檢查，發現某處用了農曆日期，而全文用公曆，立即修正。他又查了一遍所有人名，確保前後一致。最後，他在文件末尾加上一段反思，按編輯要求寫的：
“我不是為了寫書而記錄。我是因為聽見了，所以不能裝作沒聽見。這些人一輩子沒說過幾句話，也沒人問他們過得怎麼樣。我把他們說的話寫下來，不是為了讓誰感動，是想讓後來的人知道——這片土地上，曾經有人這樣活過。”
寫完，他從頭到尾讀了一遍，一字不漏。眼睛酸，腦袋沉，但他堅持看完。合上電腦時，天已經黑了。
屋裡只剩三四個人。有人伸懶腰，說終於鬆口氣。戴眼鏡的女人走過來看他螢幕：“這版真不一樣了。”
“哪不一樣？”
“以前像資料彙編，現在像人在說話。”她說，“尤其是你寫的那幾段，像是從土裡長出來的，不是寫出來的。”
吳萬勳沒笑，只是點頭。
他拔下隨身碟，收進包裡。揹包還沒拉好，那人又說：“你知道最難得的是什麼嗎？你從來沒為了好看刪掉難看的東西。那些結巴、沉默、說一半咽回去的話，你都留著。”
“那些才是真的。”他說。
他背上包，往外走。樓下路燈亮了，照在溼地上。白天剛下過雨，空氣有點涼。他騎上電瓶車，回頭看了眼文化館二樓的窗戶，燈還亮著，有人影在窗後晃動。
回到出租屋，他沒開大燈，只擰亮檯燈。屋裡安靜，牆上便籤在昏光下發黃。他開啟電腦，再次載入合稿文件，翻到自己寫的部分，重讀一遍。
讀到老楊頭說“這山不能塌”的那段時，他停下來，手指按在空格鍵上。他想加個細節——老人說這話時，右手一直按著左肩，那裡受過傷，陰雨天會疼。他記得清楚，採訪那天，老人每說幾句就要換手撐桌。
他敲字：“他說這話時，右手死死按著左肩，指節發白，像是要把疼壓回去。”
加完，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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