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點十七分，天還沒亮。吳萬勳已經坐在桌前。窗外很黑，空氣有點溼，混著泥土和柴火的味道。他沒開燈，只靠電腦螢幕的光看著臉前的東西。
他的手指在鍵盤上打字，聲音不大，但一直沒停。這是他第三次改發言稿了。每一句話他都想了很久。不是為了好看，是為了說清楚。他知道今天說的話會有很多人聽，也會有很多人記。
文件最後寫著“國際文學交流基金”。他盯著這六個字看了很久。滑鼠指標停在那裡，沒點儲存。這不是緊張，是覺得這事太重要。這個名字不只是一個專案，是一群人等了多年才敢說出的話。他深吸一口氣，點了儲存，關掉文件。
屋裡很安靜，能聽見牆上的老掛鐘走動的聲音。那是父親留下的東西，滴答聲很清楚。他站起來，慢慢拉開窗簾。窗框有點鏽，發出吱呀聲。外面天邊開始發白，顏色淡淡的，不像晚霞那麼紅，像紙被水泡過一樣。
光一點點照進來，落在木桌上。桌子舊了，漆掉了不少，露出裡面的木頭。玻璃板下壓著幾份紙，邊角都捲了，上面有紅筆畫的線和字，像沒好的傷口。這些是昨晚整理的材料，關於基金怎麼執行、誰可以申請、怎麼選人……每一頁都是他和團隊半年的心血。有一次下雨，屋頂漏水，他蹲在地上看檔案，水滴到紙上，字都花了。他沒換地方，只是把紙挪了一下，繼續看。
他走到床頭櫃前，拿起一件疊好的襯衫。布料很薄了，領口起毛，袖口也有線頭，但他很珍惜。這是母親生前給他做的最後一件衣服。針腳細密，紐扣是他小時候從軍裝上拆下來的，母親一顆顆釘上去，說：“你穿上，別人就知道你是有家教的孩子。”後來母親病重，躺在床上還說：“衣裳不怕舊，就怕人心冷。”他握著她的手，沒說話，眼淚掉進被子裡。
母親走了七年，這件襯衫他也穿了七年。每年春天穿一次，都是重要的場合。妹妹勸他買新的，“現在條件好了，不用這麼省。”他搖頭：“有些東西，換了就不一樣。”
他穿上布鞋，低頭繫帶子，動作很慢，像是要把每一步踩實。帆布包靠在牆角，灰綠色，邊角磨出了毛邊，拉鍊上掛著一枚銅書籤，是他早年投稿獲獎時得的紀念品。他開啟包，檢查了一遍：筆記本、鋼筆、還有那張父親寫過字的信封影印件。
那是一封沒寄出的信。三十年前，父親不識字，卻在煤油燈下用鉛筆寫了幾個歪歪扭扭的字：“兒，你要讀書。”下面還有一行小字：“別像我，一輩子說不出話。”那時村裡沒人懂，他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要寫。直到多年後，吳萬勳在家翻東西，在一本破《新華字典》裡發現了這張泛黃的紙。那一刻，他跪在地上哭了很久。
他把信放回夾層，合上包，背上肩。屋裡再看了一圈，確認沒有落東西。鑰匙插進鎖孔轉了兩圈，響了一聲。他回頭看了眼老屋。牆皮還在掉，裂縫從牆上爬到屋簷；院角堆著半袋石灰，是去年修屋頂剩下的；雞窩空著，稻草亂七八糟，蜘蛛已經在角落結網——妹妹搬去鎮上開店後就沒養雞了。
他不覺得冷清，反而覺得踏實。這房子雖然破，卻是他根扎得最深的地方。他知道今天要去的地方，和這裡有關，也和千千萬萬個這樣的地方有關——那些藏在山裡的村子，那些在外打工的人，那些晚上偷偷寫作的人。他們可能沒走出小鎮，但他們的心早就飛遠了。
七點整，車準時停在門口。黑色轎車停在村道盡頭，輪胎沾著露水。司機老陳從車窗探出頭，聲音低沉：“吳老師，走吧。”
“嗯。”他應了一聲，背上包，鎖上門。腳步穩，沒回頭。可邁出一步時，眼角還是掃到了門楣上的小木牌——“吳家村”三個字，油漆褪了色，但還能看清。
車子啟動，駛離村莊。路過一片稻田，秧苗剛插，綠油油的，在風裡輕輕搖。遠處傳來公雞叫，還有孩子背課文的聲音。這些他都很熟。
路上老陳沒說話，只偶爾從後視鏡看他一眼。他知道這位老師不喜歡閒聊。快到市區時，他問：“聽說今天來了不少外國人？”
吳萬勳點頭：“嗯，北歐寫作聯盟的代表，還有亞洲青年作家基金會的負責人。”
“哎喲，那可是大人物啊。”老陳笑，“咱們這種鄉下出來的，能跟他們坐一塊兒說話？”
“他們不是來聽我說話的，”吳萬勳看著窗外，“他們是來聽普通人說話的。”
老陳愣了一下，沒再問，點點頭。
八點半，市文化中心禮堂門口已經有人等著。年輕作家們都穿著最好的衣服——有人特意熨平襯衫，有人把皮鞋擦亮，還有人戴著借來的手錶。他們拿著帆布包，抱著一疊手稿，在臺階下小聲說話。有人緊張地握著手，指尖發白；有人不停看手機，怕錯過訊息；有個女孩躲在柱子後面，一遍遍默唸自我介紹。
他們來自縣城、鄉鎮、礦區、漁村，身份不同：有人做過快遞員，每天扛幾十公斤包裹爬六樓；有人當過代課老師，在偏遠小學教語文的同時寫小說；有人在工地熬過夜，午休時趴在鋼筋上看詩集；還有人在聾啞學校做志願者，用手語教孩子表達，並記錄那些無聲的文字。
他們不認識彼此，卻因為同一個名字聚在一起——“泥土計劃”。
這個名字是吳萬勳起的。一開始有人建議叫“草根文學扶持工程”或“基層創作者發展基金”，聽起來更正式。但他堅持用“泥土”。“我們不需要包裝，”他在會上說，“我們要讓人知道，這些文字是從土裡長出來的，帶著泥味，也帶著生命力。”
他從側門進去，工作人員迎上來：“您先去後臺準備，九點整開始。”
他點頭，沿著走廊往裡走。牆上掛著幾張照片，全是普通人寫作的樣子：女人在灶臺邊記筆記，鍋裡的湯正冒泡；男人在公交車上看本子，旁邊乘客睡著了；小女孩趴在田埂上寫字，草帽遮住臉；老人坐在門檻上讀信，老花鏡滑到鼻尖，手裡捏著一支禿頭的圓珠筆。
這些都是宣傳用的照片，拍得很普通，沒有擺拍，只有真實的樣子。他停下來看了一會兒，伸手摸了摸相框，指尖沾了灰。那一刻，他想起自己十五歲那年，在煤油燈下抄《平凡的世界》。紙很糙，字抖，但他抄得很認真，一筆一劃都不敢馬虎。那時他不知道未來在哪，只知道不能停下讀和寫。
後臺休息室很小，一張椅子、一面鏡子、一杯溫水。他坐下，解開外套，拿出筆記本翻到最後一頁。上面寫著今天要講的幾個詞：“根”“光”“不孤單”“說出來就行”。他盯著看了很久，想起自己第一次投稿被退回來那天。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他花三個月寫了一篇短篇小說，講村裡一位老人守古井的故事。他抄了三遍，用最好的信紙，貼郵票，認真投給省文聯的刊物。等了兩個月，收到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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