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點四十三分，天剛亮。東邊的山頭露出一點光，照在屋頂、樹梢和電線杆上。夜色還沒完全散，像一層薄霧蓋著小城。遠處的山還在霧裡，看不太清。風從巷子裡吹過來，帶著雨水後的涼氣，還有泥土和青草的味道。街角的老槐樹葉子輕輕晃，露珠掉下來，砸在水泥地上，留下一個個深色的小點。
吳萬勳坐在書桌前，手還放在鍵盤上。電腦螢幕上的文件已經寫了三頁。燈沒關，頭頂的日光燈嗡嗡響，光線發黃，照得牆皮都顯得舊了。右下角的時間跳到了5:44。他眨了眨眼，眼睛有點紅，但腦子很清醒。他已經連續工作了十個小時，卻一點都不困。這種清醒不是因為興奮，而是堅持下來的勁兒。
保溫杯裡剩了半杯茶，涼了。茶葉沉在底下，像乾草根。這是昨晚八點多泡的，樓下王嬸送的粗茶，味道苦，但耐喝。那時候他還坐在陽臺改材料，腳邊堆著一摞報名表影印件，風吹得紙嘩啦響。他穿著洗得發白的藍布衫，袖口磨出了毛邊，指甲縫裡有一點墨水漬——下午籤快遞時蹭到的。
他一整夜都沒睡。凌晨兩點還在改方案，是為基層文化工作者交流會準備的。內容很雜：怎麼用社群空房子辦寫作課？怎麼請退休老師幫忙？錢不夠怎麼辦？每個問題後面都有具體的人和事。他反覆修改，刪了重寫，直到第三遍才滿意。三點整，手機響了，是昆明一位退休語文老師打來的。
對方姓周，七十二歲，在鄉鎮中學教了四十年語文。退休後自己辦“鄉村少年讀寫班”，印教材，騎車去村裡招生。他們沒見過面，只在網上討論時聊得來，就加了聯絡方式。電話接通後，老人聲音沙啞但有力：“老吳啊，我看了你發的章程，挺好，但別把門檻設太高。”
“您說。”
“這些人不是來考試的，他們是來找出口的。”老人頓了頓，“你見過憋得太久說不出話的人嗎？就像魚撈出水，張著嘴，卻發不出聲。他們要的不是評分，是有人聽。”
這句話在他心裡留了很久。掛了電話，他又翻了一遍報名表，圈出幾個名字記下來。有個年輕人叫陳志明，中專畢業，在汽修廠當學徒，報名理由寫著：“我想寫我媽。”還有一個快遞員李春花，三十歲，有兩個孩子，丈夫在外打工。她在備註裡寫：“有時候送完單回來，看著灶臺發呆，覺得這一輩子沒人聽過我說話。”還有一個女工趙蘭英，五十多歲，字歪但認真：“我識字不多，但我記得很多事。”
他把這些名字抄下來，用紅筆畫線，像是重點標記。然後翻去年的學員檔案，看誰堅持下來了，誰中途退出。有人寫了三個月就不來了，也有人堅持一年多，後來寄信來說，《父親的扁擔》登上了縣報副刊。她爸拿著報紙去菜市場給人看，說這是我閨女寫的。
那一刻，他坐在燈下，覺得肩上的擔子更重了。
現在腦袋有點沉，眼睛也澀，但他不想躺。他知道今天會有人來。不只是名單上的，還有那些還沒報名、但已經在路上的人。他們可能正踩著晨露走路，可能剛放下孩子的奶瓶，可能正把電動車停在文化館後門的小巷口。他們帶著多年沒說出口的事，走進這間不起眼的小會議室。他要做的不是評判，而是守住這份勇氣。
六點十七分，他把昨晚寫的材料打印出來，一頁頁取出，疊整齊，訂好放進帆布包。包很舊，肩帶磨出了毛邊，“文”字補丁快看不清了——這是二十年前參加青年作家培訓班發的紀念品，全班每人一個，現在只剩他還在用。拉鍊有點卡，他扯了兩下才拉上。
他拉開抽屜，拿出一沓空白稿紙，又放回去兩張。這個動作做了七年，每次活動前都這樣，不多不少，只留兩張備用。他說不清為什麼，也許只是習慣，也許希望每個人都能拿到一張乾淨的紙，重新開始。然後鎖好抽屜，拎起包出門。
門鎖咔噠一聲合上，樓道燈亮了一下又滅了。外面很安靜，遠處傳來幾聲雞叫，還有狗叫聲。他沿著街往文化館走，腳步不快，但穩。鞋底踩在柏油路上，發出輕微的聲音。風吹過來，帶著露水和土味。早餐攤還沒開，鍋碗靜靜放著，油條桶蓋著佈防灰。路燈還亮著，昏黃的光照在地上，像個句號。
路上遇到掃地的環衛工，是個五十多歲的女人，穿橙色馬甲，戴褪色帽子。她抬頭看了他一眼，點點頭。他也點頭，沒說話。他們不認識，也沒說過話，但在清晨這條街上，他們是最先醒來的一群人，各自做著自己的事。
他繼續往前走，路過一家關門的小書店，玻璃上貼著“轉讓”，字跡淡了。他曾在這裡買了第一本詩集，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花了十二塊錢，攥在手裡走了十里路，生怕弄皺。現在書店沒了，老闆也不知去哪了，但他還記得那天陽光很好，翻書時發出脆響。
七點零二分，他推開文化館後門的小會議室門，伸手開了燈。屋裡幾張摺疊桌拼在一起，椅子亂擺著，牆角堆著舊書，大多是別人捐的文學書和寫作教程，封面卷邊，內頁發黃。窗子開了一條縫，風吹動窗簾，撲撲響，像有人在呼吸。陽光斜照進來，照亮空氣裡的灰塵，小顆粒慢慢飄著，像時間在流動。
他放下包，把材料拿出來擺在桌上。又從包裡拿出保溫杯，灌了熱水，擰緊蓋子。水溫剛好，喝了一口，苦味滑下去，精神好了點。他環顧一圈，檢查細節：筆夠不夠？紙夠不夠？插座有沒有電？空調能不能用？這些他都要確認，因為他知道，有些人可能一輩子沒進過這樣的地方，哪怕只是一個普通會議室，也可能改變他們的生活。
七點三十一分，第一個年輕人來了。穿灰色衛衣，背雙肩包，進門低頭，腳步輕。他叫了一聲“吳老師”，聲音不大，像是怕吵著什麼。吳萬勳抬頭，“來了。”對方點頭，在靠門的位置坐下，從包裡掏出一個本子，封面寫著“寫作筆記”，字跡工整，顯然是練過的。
他是陳志明，比照片上更瘦，臉色發白，眼下有黑眼圈，一看就是熬夜久了。他把手插進褲兜，摸出一疊紙，邊角都被手指搓毛了，顯然看過很多遍。他走到吳萬勳面前，把紙放在桌上，聲音有點抖：“這是我……寫的。”
吳萬勳拿起來一頁頁看。
寫的是他媽媽。一個農村婦女，常年腰疼，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做飯、餵豬、挑水。兒子小時候發燒，她揹著走十里山路去醫院。後來兒子考上縣城中學，她每年攢錢買新衣服，自己卻穿十年前的舊褂子。最後一段是去年冬天，母親坐在灶前燒火，火光照在臉上，皺紋很深。她說：“你要是能寫點啥，記得把我寫進去。”
文字不算漂亮，句子不太連貫，有些重複，標點也不對。但細節是真的。比如媽媽右手虎口有道疤，是剁豬草時砍的；比如她總把鹹菜罈子放在門檻內側，說是“離門近，通風”。這些都不是編的，是從生活中來的，雖然粗糙，卻有力。
吳萬勳看完，抬頭問他：“你媽今年多大？”
“五十四。”陳志明低聲說。
“她知道你寫這個嗎？”
“不知道。我沒敢給她看。”
吳萬勳把稿紙放回桌上，“你寫得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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