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長沙，已經熱得有些坐不住人了。
長沙正式成了湖南的臨時省會。這訊息一傳開，城裡城外便多了幾分忙亂。衙署要修整，官吏要安排，賦稅要重定，流民要安置，一樁樁一件件，全壓在軍務和民政的分界線上。周安把軍務這一頭管得井井有條，民政的事卻交給了一個新來的人——譚伯衡。
譚伯衡是趙渡從江西調來的。此人長沙本地人，舉人出身，早年在清廷的湖南布政司做過經歷，管過錢糧文案，對地方的民情、賦稅的底賬，可以說爛熟於心。這樣的人，正是眼下湖南最缺的。趙渡在江西辦政務辦出了名堂，李剛便讓他把這套班子往湖南搬，譚伯衡便是其中最先到的一批。
到任的事，是李剛親自定的。長沙既為省會，民政便不能由軍中兼管，須得有個專司其責的人。譚伯衡資歷、籍貫、本事都合適，李剛便一紙任命下去，授他湖南政務總辦，總攬全省民政。這不是升任——譚伯衡此前並無實缺，談不上升降——而是一次任命，把他從江西的班子派到了湖南的省會。
譚伯衡到長沙那天，沒擺什麼排場。他穿一身洗得發白的青布袍，帶了兩個書辦、一個賬房，坐著一輛騾車進了城。周安親自到城門口迎他，兩人見禮之後，也沒多寒暄，徑直去了臨時闢出來的政務總辦衙署。譚伯衡進門先看的是賬本，不是座椅。他把帶來的書辦安頓好，自己搬了把椅子坐在案前，把長沙府現有的戶籍、田畝、賦稅底冊一冊冊攤開，就著窗外的天光，一頁一頁翻了起來。
這一翻，便翻到了深夜。周安派人送來的飯食，他吃了幾口便擱下，眼睛始終沒離開賬冊。旁邊的人勸他歇一歇，他擺了擺手，說：賬不清，事就辦不明白。如今這湖南的底子薄，錯一筆，百姓就要多受一層苦。
譚伯衡在賬冊裡看出的問題，比旁人想的多。清廷在湖南征了多年的苛捐雜稅，名目繁雜，有田賦、有丁銀、有火耗、有雜辦，一層疊一層，百姓交的常常比朝廷定的多出兩三成。有些縣份的田畝數早被豪強瞞報，賦稅卻攤在中小農戶頭上，日子久了，民怨自然深重。譚伯衡一邊看，一邊拿筆在紙上記，哪些是當務之急，哪些可以緩辦，一件件排了次序。
第二日一早，他把擬好的章程呈給周安，又由周安轉報武昌。章程裡是三樁要務：減賦、清田、設義倉。周安看完，沒多話，只批了兩個字。
減賦這一樁，沿的是江西的先例。譚伯衡定的數目是：湖南境內的賦稅，比清廷原額低兩成。這不是小數字，湖南田地多，一成便是幾十萬石糧。可譚伯衡心裡有數，若不減賦，百姓剛歸順過來，看見賦稅還同清廷時一樣重，難免心寒；減了兩成，看著朝廷少了進項，實則換來了地方的安穩，往後田畝理清了、戶口實了，收上來的反倒更多。這個道理，李剛在江西早就試過，行之有效，如今原樣搬到湖南，並不冒失。
減賦的告示貼出去那天，長沙城門口圍了一圈人。百姓們起初不敢信，站在告示前唸了一遍又一遍，有人還拽著唸書的秀才問真假。待確認真減了兩成，人群中便有了低低的議論聲，幾分驚訝，幾分將信將疑，也有幾分如釋重負。一個老農蹲在告示前，掐著指頭算了半天自家那幾畝地的賬，末了嘆了口氣，說：若是真能少繳，今年這莊稼便有盼頭了。
這樣的議論，不只城門口有，幾條街巷裡都有。湖南被清廷徵了多年的重賦，百姓的日子早就緊巴巴，如今冷不丁減了兩成，人人心裡都打起了小算盤——有的盤算著今年能多存幾鬥糧，有的盤算著給娃添件新衣，也有那心思活絡的，已經開始琢磨著開春多墾幾畝荒地。譚伯衡聽了這些議論，心裡有數：減賦這樁事，百姓信不信，不在告示上寫了什麼，在往後是不是真按這個數收。所以他立下一條死規矩——各府州縣收賦，一律按新額，多收一文，主事的官便要擔責。這規矩一立，底下的人便不敢再手腳不乾淨。
清田這一樁，是個慢功夫，譚伯衡先把長沙、衡州、嶽州三府列為先行，派了書辦、佐雜下鄉，一里一里地丈量，一戶一戶地核對。湖南的田畝冊子多年沒動過，田埂彎彎曲曲，水田旱地交錯，量起來極費功夫。有的田藏在山坳裡，路都不好走，書辦們踩著泥水裡裡外外地跑，鞋磨破了，腳上起了泡，也只好忍著。譚伯衡讓人給他們發了雙份的鞋襪，又讓各縣供給飯食，不許攤派百姓。書辦們見上頭辦事公道，心裡便也服帖，量起田來不敢含糊。
丈量出來的數目，比舊冊上多了不少。嶽州一處鄉里，舊冊上記著八百畝，實量下來竟有一千二百畝，多出來的四百畝，都是豪強佔了沒報的。清田辦到衡州的時候，那戶姓周的鄉紳，名下瞞了三百多畝田，書辦一量便量了出來。周家的人堵在縣衙門口，說是丈量錯了，要譚伯衡給個說法。譚伯衡也不慌，讓人把舊契、鄰里證詞、實地丈量的數目一併攤在公堂上，一條一條對給周家的人聽。數目對不上，周家的人便沒了話說，只好低頭認了。這一件事傳開，其餘的豪強便知道這位新來的政務總辦是個不好糊弄的，瞞報的事便收斂了幾分。譚伯衡辦案講究法度：凡有爭議的，先查舊契，再問鄰里，最後才上告到府裡裁斷，不輕易抓人，也不輕易定論。豪強佔地多、報得少，把賦稅轉嫁給小戶，清田便是要把這些瞞報的田畝挖出來，重新定賦，得罪人的事，他心裡清楚，所以處置起來格外講證據，讓被問到的豪強無話可說。
設義倉這一樁，辦得最得人心。譚伯衡的辦法是：義倉的銀錢從商稅裡撥，一不動軍費，二不攤派百姓。湖南這幾月的戰事剛過，糧價起伏大，若遇上天災，百姓便要捱餓。義倉便是為這準備的——豐年收糧存進去，災年開倉放出來，平抑糧價，賙濟貧民。他把長沙、嶽州、衡州幾處大城先立了義倉，派了專人管賬，又定了規矩：凡動用義倉的糧，須由府裡和商戶共同簽字，不得私自挪用。
義倉剛立起來那幾日，便趕上長沙城外一處村莊遭了水患，莊稼泡了湯。譚伯衡當即開倉放糧，救了一村的人。那村的百姓扶老攜幼到城裡磕頭，譚伯衡只讓人把他們勸回去，說：倉裡的糧是大家的，急難之時自然該用。這一回，長沙城裡計程車紳算是親眼見了義倉的好處，原先還猶豫的，這回也肯出力了。
湖南計程車紳，這一回比江西還配合，緣故有兩個。其一，清軍在湖南這些年徵的苛捐雜稅實在太重，民怨積得深，如今換了湖北軍，減賦兩成，又設義倉，士紳們心裡有數，這是比清廷強；其二，長沙兵變那回，亂兵搶糧燒屋，士紳們的家產差點遭了殃，他們親眼見著湖北軍紀律嚴明，彈壓得快，心裡那點僥倖便散了。這兩樁加在一起，士紳們便安分了許多，遇事也肯配合。
譚伯衡深知這一點，便先把心思花在幾個有頭有臉的人身上。長沙城裡有位姓歐陽的老紳士，是本地數得著的富戶，早年在京城做過小官，見識廣，說話也管用。譚伯衡剛到長沙那幾日，便親自登門拜訪。歐陽先生見他來意誠懇，先還端著，聽譚伯衡把減賦、清田、義倉的章程一條條講完，又道：如今章程定了，該納的納，該捐的捐，賬目日後都公之於眾，絕不含糊。歐陽先生這才緩緩開口：清廷那一套，早該換了。如今既有實惠，又有章法，老朽自當盡力。說罷，他主動把自家名下的一處閒田報了出來，願意按新額納賦。譚伯衡起身作揖，謝了他的開明。
這一樁傳開，其餘計程車紳便坐不住了。譚伯衡趁熱打鐵，把士紳們請來議事，茶水自備，話卻說得實在。當場便有十餘人認捐義倉糧，有的捐了幾十石，有的捐了上百石。譚伯衡讓人一一記下，當面道了謝。有了歐陽先生這樣的頭面人物帶頭，其餘人便順著臺階下了，清田、義倉的事一下子順暢了許多。
湖南的政務體系，便這樣一點點鋪開。長沙設了政務總辦，譚伯衡總攬全省民政；各府設協辦，協助總辦辦事；那些降官的處置，也定了規矩——凡願意留任的，一概留用，卻要加派一個副手，一正一副，互相牽制，也互相補足。這法子是李剛定的，既用了降官熟門熟路的好處，又防著他們舊情難忘、暗通清廷。幾處府縣試下來，倒也穩妥。
五月下旬，譚伯衡把湖南的情形寫成了一份長長的文書，連同清田的進度、義倉的賬目、賦稅的收納，一併發往武昌。文書裡寫得懇切：湖南初定，百廢待興，如今政務體系已具雛形，只要賦稅、田畝、倉廒三樁事穩步推進，假以時日，湖南必能成為湖北、江西之後的第三個穩定省份。
李剛收到文書，看了許久，只批了一句：按部就班，務求實效。這八個字，便是給譚伯衡最大的支援。
長沙城裡，政務總辦的燈火常常亮到半夜。譚伯衡伏在案上，一筆一筆核著賬，汗水順著鬢角往下淌，他也顧不上擦。窗外的蟬鳴一陣緊似一陣，襯得屋裡格外安靜。他知道，自己做的這些事，不如戰場上那般轟轟烈烈，卻是一件件壓在百姓日子上的實在功夫。湖南的安穩，不在一仗兩仗，便在這些賬冊、田畝、倉廒裡頭。
五月底的一天，歐陽先生又來了，這次不是議事，是帶著幾個人來認捐第二筆義倉糧。譚伯衡把他讓進屋裡，讓人端上茶。歐陽先生坐下，先問了一句：譚大人，實話說，往後這賦稅，當真就按新額收？
譚伯衡抬起頭，目光平靜，卻很篤定：上面的規矩定了，我就按規矩辦。多收一文，我擔責。
歐陽先生點點頭，沒再說話，起身在認捐的冊子上按了手印。譚伯衡送他到門口，回頭把那冊子翻開又看了一遍，才把筆擱下。
周師爺，他把一旁的幕僚喚過來，明日開倉，按前日議定的數目放。賬目逐筆登冊，月底一併報武昌。
還有，譚伯衡頓了頓，衡州周家那樁田畝的事，派人再去複核一遍。若是查實，便按新額徵，一釐也不得多收。若是誤查，咱們也得給人一個說法。
幕僚應了一聲，捧著賬冊退了出去。譚伯衡重新坐下，把燈撥亮了些。長沙的夜，漸漸靜了，巡更的梆子聲從街那頭傳來，一響，又一響，沉沉穩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