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減刑】
省監獄的通知是掛號信寄來的。白色的信封，右下角印著“省監獄”三個紅字，下面是一行地址和郵政編碼。沈錚在樓下的信箱裡拿到它的時候，信封已經有些皺了，像是被塞進信箱的時候太用力，邊角折了一下。郵戳上的日期是一個星期前。
他拿著信上了樓。思語上學去了，林薇在律師事務所。客廳裡很安靜，只有冰箱壓縮機嗡嗡的聲音，和窗外的風偶爾吹動窗簾的沙沙聲。沈錚坐在沙發上，用小剪刀沿著信封的邊緣剪開。裡面是一張A4紙，列印的，上面蓋著紅色的公章，公章是圓形的，中間有一顆五角星。紙上的字不多。
“經省監獄管理局稽核批准，罪犯周志遠（沈錚的師父原名周志遠，老周只是平日裡做偵探時的化名，監獄檔案裡用的是本名。）。在服刑期間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裁定減去有期徒刑二年。原判刑期五年，現餘刑三年。”落款是省監獄管理局，日期是一個星期前。公章旁邊有一個小字簽名，潦草的，看不清是什麼名字。
沈錚把那張紙翻過來看背面，空白。他把紙摺好，放進書桌的抽屜裡，和老周的照片、老周的信放在一起。抽屜裡已經有了三樣東西。他關上抽屜，鎖了，鑰匙掛在脖子上，塞進T恤裡面，貼著胸口。鑰匙有兩把，一把是書桌抽屜的，一把是保險櫃的。保險櫃裡鎖著那些證據，隨身碟、硬碟、照片、錄音、影片。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還留著，也許是為了提醒自己，也許是為了某一天萬一需要。也許他只是捨不得扔掉。
沈錚靠坐在椅子上，看著天花板。他在算時間。三年，思語現在上二年級，三年後她上五年級。十歲，已經是大孩子了，不再是那個坐旋轉木馬需要爸爸在旁邊扶著的。她會長高，會換完所有的乳牙，會學更多的古詩，會認識更多的字。也許到那時候，她寫的“春”字不再歪歪扭扭，每一橫都寫得直，每一豎都寫得正。老周出來的時候，她應該能認出他了。上一次見面，她還小，不到兩歲，老周抱過她。思語哭了的，因為老周的鬍子扎臉。現在她大了，也許不會哭了。也許她會叫他“爺爺”。
老周出來的時候，會是什麼樣子？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舊軍裝，背有些駝，頭髮全白了，臉上的皺紋像刀刻出來的，拄著一根柺杖。他會在某個下午突然出現在樓下——沈錚正在看倉庫盤點單，手機響了，一個陌生的號碼，接起來，是老周的聲音，沙啞的，像砂紙在木頭上刮。
“沈錚，我出來了。”
沈錚也許會楞一下，然後說“我去接你”。老周說“不用，我在你樓下”。沈錚會從椅子上彈起來，跑到窗前，拉開窗簾。陽光從窗外湧進來，刺得他瞇了瞇眼。樓下，一個老人站在梧桐樹下，穿著舊軍裝，拄著柺杖，仰著頭，看著他。陽光透過樹葉的縫隙落在他的臉上，一塊亮一塊暗的，像一面被砸碎又拼起來的鏡子。沈錚會跑下樓，跑到他面前。兩個人面對面站著，隔了半步的距離，近得能看清對方臉上的每一個細節。老周看著他，說“你老了”。沈錚看著他，說“你瘦了”。老週會笑，沒有聲音，嘴角往上揚，眼角的皺紋擠在一起，像乾涸的河床。沈錚也會笑。
然後兩個人一起上樓。老周坐在沙發上，沈錚給他倒了一杯茶。老周端起來，喝了一口，放下。他的手指不那麼靈活了，拿杯子的時候有些抖。茶還是熱的，他看到冰箱上思語的畫。畫上有一棵樹，樹幹上畫著姥爺的臉，在笑。他盯著那幅畫看了很久，問了沈錚一句“思語還畫畫嗎”。沈錚說“畫。每天都畫。”老周點了點頭，目光停在畫上沒有移開。他想看，又不敢看太久。那是他的孫女畫的。但他不是她的姥爺，他只是她爸爸的師父。一個坐過牢的師父。他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資格被畫在樹上。
沈錚搖了搖頭。這不是他現在該想的事。三年，還早。他站起來，走出書房，拿了車鑰匙。今天還要上班，倉庫裡還有二百三十條輪胎要盤點。
半年的時間，像河面上的水，看著不動，其實一直在流。思語掉了第三顆牙，上排左邊的那顆尖牙。她把牙放在枕頭下面，第二天早上發現枕頭下面多了一枚硬幣，五塊錢的，在陽光下亮閃閃的。她用那五塊錢買了兩個棒棒糖，一個是草莓味的，一個是葡萄味的。她把草莓味的留給了自己，葡萄味的塞進了沈錚的包裡。
“爸爸，你上班的時候吃。”
沈錚在倉庫裡開啟包，看到那根棒棒糖，綠色的包裝紙，上面寫著“葡萄味”。他把它放在辦公桌上，沒有吃，也沒有扔，每天看到它，每天都會想起女兒的側臉、她站在校門口揮手的姿勢、她從枕頭下面拿出硬幣時眼睛裡的光。那顆糖在辦公桌上放了很久，包裝紙被太陽曬得有些褪色，糖的形狀從圓圓的山丘變成了扁平的水窪，但他還是沒有吃。也不打算扔。它是思語給他的，是甜的，不是用來吃的，是用來看的。
林薇的律所接了一個大案子，幫一個小區三百多戶業主告開發商。開發商收了錢，樓沒蓋，跑了。林薇帶著兩個助理，沒日沒夜地整理材料、寫起訴狀、跑法院。沈錚每天晚上給她留一盞燈，客廳的落地燈，暖黃色的光，照在沙發上，像一小片被切下來的月亮。她回來的時候已經很晚了，沈錚已經睡了，但她會在他額頭上親一下，然後去洗澡。沈錚在睡夢中感覺到了那個吻，嘴唇乾的，有風吹過的痕跡。
方遠偶爾來喝酒。兩個人坐在路邊的大排檔，方遠舉起啤酒杯，說“敬你”，沈錚碰一下杯，不說話。風的溫度從涼轉暖，又從暖轉涼。方遠換了工作，不在報社了，去了一家新媒體公司，做調查記者。工資高了，頭髮少了。他每次來都帶著新訊息。趙建軍的案子上訴了，被駁回了，維持原判。陳遠志被判了十五年，陳遠明死了，趙國良死了，劉建軍死了。那些錢還在追，追回了一部分，大部分還在海外。追不回來了。方遠說這些的時候，聲音很平，沒有憤怒，沒有惋惜。沈錚知道他不是不在乎，是把在乎的東西埋在很深很深的地方，表面上結了一層厚厚的冰。
孫建國打過一次電話，問沈錚願不願意來省紀委工作。沈錚說“不了”。孫建國沒有問他為什麼，說了句“那你自己保重”，掛了。
沈錚把手機放進口袋，看著窗外的梧桐樹。葉子已經黃了，風一吹，嘩啦啦地往下落，像一場慢動作的金色的雨。倉庫裡的輪胎換了一批又一批，他盤點單上的數字一天一天地變。他的人生從波濤洶湧變成了一潭死水。但他不覺得這潭死水不好，死水下面有魚，魚在水底遊，看不到，但它們在那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