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田中商事出來，徐文俊沿著港區的街道往車站方向走了三條街，在第三個路口停下了腳步。地鐵站的入口就在左手邊，下班的人群從裡面湧出來，西裝的、公文包的、拎著便利袋的，匆匆地往各自的去處散開。沒有人多看他一眼，沒有人知道他從那棟灰色寫字樓裡帶出了什麼。他把手伸進帆布包，指尖碰到筆記本的邊角，硬殼的，四十七頁有字，第四十八頁空白，但空白下面有凹痕。
他沒有坐地鐵。他在路邊站了一會兒，看路燈一盞盞亮起來，然後轉身往回走，沿著來時的路線穿過三條街，拐進中華街的老王的店。
下午六點，店裡關著門。老王的店中午休息，晚上七點才開。但他等不了。他繞到後巷，敲了廚房的後門，三下。
門開了，老王繫著圍裙，手上沾著油，鍋鏟還握在右手。油煙從門縫裡往外冒，蔥薑蒜的味道熱騰騰地撲到臉上。
回來了？怎麼樣？老王往後退了半步讓他進門。
見了。談了。徐文俊站在案板邊上，把帆布包放下來，老王，有鉛筆嗎？
鉛筆？你幹什麼？
借我。
老王從前廳的收銀臺抽屜裡翻了一陣，找出一支鉛筆，黃的，中華牌，筆桿上印著燙金的字。老王的店什麼都用中國貨，鉛筆也不例外，連這根鉛筆都是從國內帶過來的，在東京的抽屜裡躺了不知道多少年，筆尖都鈍了。
徐文俊接過鉛筆，把筆記本從包裡掏出來，攤在廚房的木頭案板上。案板很大，白天切菜用的，晚上還沒來得及收拾，邊角上還沾著幾片蔥葉。他把筆記本翻到第四十八頁，白的，什麼都沒有。不是真的什麼都沒有——有凹痕。筆尖壓過的痕跡，寫過，又擦了，擦了就看不見了，但凹痕還在紙的纖維裡，在光下仔細看能看出來一道一道的紋路。
老王站在他旁邊，看了一眼，沒有問。在中華街待了三十年的人知道什麼時候該問，什麼時候該閉嘴。
徐文俊把鉛筆放倒了，用筆芯的側面在紙上輕輕地來回塗抹。橫著塗，豎著塗，鉛筆的石墨粉一層層覆蓋上去，白的紙變成了淺灰色。凹痕的地方塗不上石墨，就留了白，白的地方連起來就是筆畫，筆畫連起來就是字。
字一個一個浮現出來，歪歪扭扭的，寫得很快——父親寫字從來不講究，快了就歪，歪了但認得。認得出，因為是中文，因為是他從小看到大的筆跡，作業本上籤過名，筆記本上記過賬，現在這筆記在東京一間廚房的案板上重新浮了出來，隔了八年，隔了一片海。
兩個字。一個姓。一個名。
周國安。
省城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副局長。九五年簽了父親的事故卷宗——酒駕墜江。私下跟人說過這個案子不對。等了六年，等有人拿證據來。凌晨四點半在檢察院門口接了那四十片晶片，只說了兩句話：立案。我查。
周國安。父親筆記本第四十八頁，被擦掉的名字。
徐文俊的手停在紙上不動了，鉛筆懸在半空，石墨粉簌簌地掉在案板的木紋裡。廚房裡只聽見灶上的火在響，老王的鍋鏟在鐵鍋裡翻了兩下，油滋啦一聲。
父親查到了周國安，寫在了第四十八頁，寫了又擦了。擦了就說明怕了，怕了就說明這個名字太大了，大到不敢留在紙上。但他沒有去核實周國安是敵是友，他直接就來了東京，來找田中一郎確認。來找田中一郎確認，就沒有再回去。
但徐文俊知道——周國安是好人。周國安凌晨四點半自己站在檢察院門口接人，沒派別人，自己接了。等六年的人不會裝六年，自己接的人不會躲在後面。周國安是真的在查，真的在等，等到了，就立案了。
可是父親不知道。父親死在了不知道周國安是好人還是壞人的時候。死了就沒答案，沒答案就留了空白。空白在第四十八頁壓了八年，直到今天晚上被一支中華牌鉛筆塗出了姓名。
老王，謝了。他把鉛筆還給老王。
看懂了？
看懂了。
老王點點頭，回到灶臺邊，鍋又響起來。他沒接鉛筆，擺了擺手：留著吧，你爸當年也用過鉛筆。你倆父子一個樣。
徐文俊把鉛筆收進包裡，拿出手機撥了趙明遠的號碼。日本打到省城的國際長途，嘟了六聲才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