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貨鋪裡安靜了很久。風扇還在轉。老風扇的搖頭機構壞了，只在同一個方向吹，吹一下停一下，像一個在喘息的人。櫃檯上的散裝煙在玻璃罐子裡沉默著，煙紙在南方的潮熱空氣裡變軟了，捏上去像受了潮的紙幣。趙明遠坐在方遠征曾經坐過的那個位置上——一張木頭的板凳，凳面被磨得發亮，邊緣有一道裂紋，方遠征三年前坐在這裡的時候那道裂紋可能還是新的。
鄭國平拿出一根新煙叼在嘴裡。這一次他點了。打火機是塑膠的，便利店送的那種，透明的外殼可以看到裡面還剩半管氣。他的手還在抖，大拇指按了三次才點著。火苗晃了一下，滅了。他又打了一次，這一次點著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菸頭的紅色往後退了半釐米。他把煙吐出來，煙霧在天花板下面散開，被風扇吹得歪向一邊，像一道灰色的裂口從牆的左邊爬到右邊。
那年。他說。聲音很輕。不是小聲，是沒有力氣大聲。一個人在櫃檯後面蹲了八年，聲帶都退化了，出口的話沙沙的，像收音機調錯了頻率。1995年。六月。林永明給我打了一個電話。
說了什麼。
他說省城有一個日本老闆，想處理一個人。不是在省城動手，要在濱海。因為那個人是濱海本地人，在濱海出事誰都想不到。他需要一個像我這樣的人——濱海的本地人，認識那個目標，能接近他，但是跟省城的圈子沒有直接關係。萬一出了事，查不到省城那條線上的人。
目標是我爸。
目標是你爸。鄭國平把菸灰彈在櫃檯上。沒有菸灰缸。菸灰落在玻璃罐子的旁邊，灰白色的，在黑暗裡像碾碎的骨頭。林永明說那個人叫徐建國。做電子元件的。最近在查進口渠道，想跳過省城的代理直接找日本渠道。他說只要把他引到恆達電子的圈子裡，讓他相信林永明可以分一條日本代理權的渠道給他，就可以了。事成之後給我十萬。
你答應了。
我猶豫了三天。鄭國平又吸了一口煙。吸得很深——菸頭的火光往後退了兩釐米，煙紙燒得比剛才快了一截。他看著菸頭上的紅光暗下來，說：我認識你爸。不是透過林永明認識的。在這之前就認識。九幾年剛開始做貿易的時候，你爸跟我在同一個市場裡拿貨。他賣電子元件，我賣五金。他早上六點就來了，騎一輛舊腳踏車，後座上綁著一箱貨。其他做元件的人都是八點開門，他六點就開了。比別人多兩個小時的生意。
他的聲音在這裡變了。不是哽咽，是一種很奇怪的平靜——像在講一個與自己無關的人。但他的手出賣了他。夾煙的手在抖，菸灰往左邊飄了一下，落在他的褲子上。
見過幾次面，點點頭的那種。他這個人不說話的時候很安靜，但說起電子元件就像換了一個人，聲音會變大。他會跟你講每個電容的耐壓值，講日本電容和國產電容的區別。他跟你說話的時候眼睛看著你，不躲。我挺佩服他的。一個人做事認真到這種程度，在這個市場上不多見。大部分人都是為了養家餬口。他不是。他是真的喜歡那些東西。
風扇又吹了一下。他的汗衫被吹得貼在胸口上，能看到肋骨的輪廓。他很瘦。八年前不是這樣的。八年前他一百四十斤，現在可能不到一百一。八年裡掉了三十斤肉。每一斤都是壓在心上的石頭。
後來我還是答應了。
為什麼。
因為十萬。那時候十萬不是小數目。我在濱海每個月賺不到兩千塊。十萬是四年的收入。我開國平貿易，連倉庫都沒有——貨都堆在出租屋裡。每個月除去房租和吃飯，剩不了幾百塊。我二十七歲了，沒結婚，沒房子，沒存款。林永明拿十萬塊錢放在我面前的時候，我腦子裡想的不是殺人的事。我腦子裡想的是，這些錢夠我重新開始了。夠我娶媳婦了。夠我租一個正經的倉庫了。
他把煙抽完。菸頭在手指間燒到了海綿蒂，他開始聞到自己手指皮膚被燙焦的味道。他把菸頭掐滅在櫃檯邊上，木頭上已經燙出了好幾個黑色的凹坑，每一個凹坑都是他在這八年裡對同一條問題的回答。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林永明說不會鬧出人命。他騙了我，他說只是讓那個人出一次車禍，受點傷，在醫院躺兩個月，讓他沒精力去找日本渠道。他跟我說得很輕，不像在說一條人命。鄭國平用指甲颳著櫃檯上的一個焦痕，來回刮，刮出了木頭的原色。他說只是小事故。讓他別擋路就行了。我信了。
你沒有信。趙明遠的聲音變了。不是憤怒，是一種很冷的平靜。他坐在方遠征坐過的位置上，他也坐在鄭國平的對面，但他的眼神在說：我不接受你的藉口。一個人如果有選擇，他不會信。你只是不想信。你讓自己信。你現在說這些不是因為你想解釋，是因為你想讓自己好過一點。但好不好過不是你來決定的。
鄭國平沒有說話。手裡的菸頭已經徹底滅了。他的手指還是保持著夾煙的姿勢。過了很久他才把菸頭放到櫃檯下面一個裝了半杯水的玻璃罐裡。菸頭在水面上漂了一下，然後沉下去了。
把你對動手的那個人知道的資訊全部告訴我。
鄭國平抬起眼睛。櫃檯上的燈光照在他的瞳孔上，瞳孔很小，像一個針尖。
你爸的行蹤。他說這句話的時候眼睛閉了一下，像是被什麼東西嗆到了。但趙明遠看到他的上眼皮在跳，跳了好幾下才停。我跟你爸見過兩次面。第一次是在老張家飯館。他說自己是做貿易的，認識省城恆達電子的林永明。你爸請客，點了四個菜，紅燒帶魚，蔥爆牛肉，清炒白菜，紫菜蛋花湯。那頓飯一共六十三塊錢。你爸搶著結的賬。吃完飯你爸很高興。他跟我說認識了林永明以後進口渠道就有眉目了。
第二次呢。
第二次是一個星期後。你爸去省城見林永明。我陪他去的。我們坐客車，你爸的車那天正好壞了，送去老關那裡修。見了面以後林永明跟你爸談了一個多小時，說可以籤年度合同。你爸很高興，嘴一直沒合上。吃完飯我就離開了。走之前我告訴你爸，走沿海公路回去，別走國道。國道在修路，堵。
他的聲音在這裡卡住了。喉嚨裡有東西，不是眼淚，是那種堵了八年的話忽然往上湧，堵住了。
實際上國道沒有修路。他說出了這句話。用盡了全力。像在搬一塊壓在胸口上八年的石頭。沿海公路晚上車少，沒有路燈，沒有攝像頭。最好動手。我把路線告訴我了林永明。他告訴了我動手的人。在省城一起吃的飯，那個動手的人也來了，坐在另一桌上。林永明說，這是幫你出車的人。就這一句。然後那個人看了我一眼。就一眼。吃完飯我走了。第二天晚上，你爸出事了。
動手的人。特徵。
三十多歲。鄭國平說得很快了。不是快，是急。他要趁自己沒有停下來之前把所有的話都倒出來。不是濱海人。說普通話帶廣西口音，舌頭有點卷，翹舌音很重。個子不高，一米六五左右。肩膀很寬，像幹過體力活的，石匠或者搬運工那種肩膀。右手腕上有一道疤，不是新的，是舊的，顏色發白，有兩三釐米長，斜著從手腕背面往上走。像是被刀割過或者被金屬片劃的。他穿著深色的外套，袖口扣得很緊，一直扣到手腕，把疤蓋住了。我只能看到一點尾巴，因為袖口在吃東西的時候往上滑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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