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攤開手。鏈子從掌心滑出去一截，又被我攥住。白珠子，三十六顆，釦子松過，我自己拿鉗子夾過一回，留下一個小口子。
“挺好看的。”他說。
“不貴。”
“戴著過敏？”
我把鏈子收回兜裡。
“起過一次。脖子上，一整片。”
第一次戴是十一年前。一個男朋友送的，那次見面從頭到尾談的是工作、編制、分房、買房，還有的就是他媽覺得我年紀不小了。散場的時候他把盒子塞過來，像交一份材料。我回家戴上，第二天脖子就紅了，從耳後一首紅到鎖骨下面，癢得整宿睡不著。我摘下來，抹了藥。後來又戴過一次，去他單位旁邊辦一件事，怕自己看上去太不像樣，也起疹子。
那以後它一首在抽屜裡，跟別的東西一起壓著。
我來這兒不是想治。這話我沒跟他說過。三個月前我在網上填過一個量表，二十道題，最後一行寫著“建議就醫”。我把頁面關了。上個月在辦公室改材料，改到一半，發現自己不知道剛才那兩頁寫了什麼。我又翻回去看，還是不知道。那天我把檔案存了，關機，下樓，在樓底下站了很久。第二天掛了今天的號。
我起身。椅腿在紙板上蹭了一聲。
“藥真的不開？”
“不開。”
“不勉強。”他說，“你自己看著。”
我走到門口。門是兩扇，第二扇沒關嚴，風從縫裡進來，貼著地磚走。走廊很長，燈亮著一半，壞的那一半下面坐著七八個人，都沒說話。一個護士推著車從中間過去，車上的塑膠袋互相蹭，沙沙的，像有什麼活的東西在動。叫號屏跳了一下，沒人站起來。對面那間門開了又關上。有人在哭，哭得很穩，一下一下，不趕時間。
樓道在返潮。靠地面那一段最明顯，牆皮鼓起來，鼓成一小塊一小塊，手指按下去會陷，牆面癱了。地磚上鋪了紙板，從門口鋪到樓梯口，邊角被踩得起毛。我從上面走過去，腳底下發悶。飲水機在響，一個小孩趴在接水口下面伸手去擋，被他媽拉開。紙板上的水印一個連一個，是鞋底帶進來的。
嶺東一年有兩段時間是這樣。三月到五月，九月到十月。天不冷，也不熱，空氣裡懸著水，走一圈回來，衣服是潮的，頭髮是軟的，牆在出汗。我媽活著的時候說，這種天什麼東西都留不住——曬不幹，收不進，放久了就壞。
走廊另一頭坐著一個男人，五十上下，腳邊放著保溫桶。他抬了抬下巴，往旁邊挪了挪，想要騰個位子。
“你也是這個科的？”
我沒答。
他也不在意，自己接著說：“我老婆住這層。第三次了。”
他把飯桶蓋擰開又擰上，擰開又擰上。桶裡大概是雞湯，涼了，或者他怕它涼。
“她以前不這樣。”他說。
我站著聽他說完，然後往樓梯口走。
走廊盡頭是一扇窗，窗框下沿一道水痕。窗臺上面掛著一排白大褂，他們自己洗了晾在那兒的，三件，掛了一天，一件都沒幹。嶺東這種天氣，衣服晾一個禮拜也是溼的。晾到最後不是幹，是餿。
我想起有人說過，北邊乾燥，衣服一夜就幹。
這個念頭我摁了一下，摁回去了。它每次都冒出來，冒出來的次數比我承認的多。
手機在兜裡震了一下，隔著布料，很悶。我沒拿出來。這個點會打來的只有一個人，可那個人從來不問我在哪兒。
包裡有個牛皮紙袋，口子沒封，露出一角白的東西。申報材料。從列印店拿回來那天我沒拆，一首放在包裡，走到哪兒帶到哪兒。不重，就是佔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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