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8月，山東淄博，酷暑未退。
林致遠坐在一輛半舊的麵包車裡，行駛在淄川區鄉間公路上。車窗外的景象與北京、上海截然不同——不是高樓大廈，而是一片片農田、一個個村落、一間間散佈在田野間的廠房。
“林總，前面就是鳳凰鎮了。”陪同的是淄博市鄉鎮企業局副局長孫建國，“這個鎮是咱們淄博鄉鎮企業搞得最好的地方之一。”
車子駛入鎮區，林致遠看到了一番熱鬧景象：主幹道兩旁，各類工廠招牌林立——“鳳凰紡織廠”“魯中機械配件廠”“齊都食品加工廠”“淄川塑膠製品公司”……雖然規模都不大，但一家挨著一家，綿延兩三公里。
正值中午下班時間，工人們從各個廠門湧出。他們大多穿著工裝，騎著腳踏車或步行，有說有笑地往家走。林致遠注意到，這些工人看起來和農民沒有太大區別——皮膚黝黑，衣著樸素，但臉上洋溢著一種在城市打工者臉上少見的從容。
“孫局長，這些工人都是本地人嗎？”
“95%以上都是。”孫建國如數家珍，“鳳凰鎮常住人口兩萬八，鄉鎮企業吸納就業就有一萬二。基本上家家戶戶都有人在廠裡上班。”
車子在一家名為“鳳凰紡織廠”的企業門口停下。廠長是個五十多歲的中年人，姓王，聽說林致遠要來，早早等在門口。
“歡迎林總！歡迎孫局長！”王廠長熱情握手，“我們這小廠，能迎來您這樣的大企業家，真是蓬蓽生輝。”
廠區不大，佔地約十畝，三排廠房，裝置看起來有些陳舊，但收拾得乾淨整潔。車間裡，上百臺織布機轟鳴運轉，女工們在機器間穿梭巡檢。
“我們廠是1985年建的。”王廠長介紹，“當時鎮上幾個老裁縫湊了五千塊錢，買了十臺二手織布機，在自家院子裡幹起來的。現在有員工三百多人，年產值八百多萬。”
“工人都是哪裡人？”
“都是本鎮和周邊村的。以前這些婦女就在家種地、帶孩子，現在白天來廠裡上班，一個月能掙三百多塊，比種地強多了。”
林致遠問了一個關鍵問題：“工人上班，家裡農活怎麼辦？”
“農忙時廠裡放假，讓他們回去收莊稼。”王廠長說，“我們這叫‘亦工亦農’。工人平時是工人，農忙時是農民，兩不耽誤。”
參觀完車間，在廠長辦公室，林致遠看到牆上掛著一張特殊的圖表——員工家庭情況登記表。上面記錄著每個員工的家庭住址、家裡幾畝地、老人健康狀況、孩子上學情況。
“這是我們廠的特色。”王廠長解釋，“工人家裡有事，比如老人生病、孩子開家長會，只要請假，我們都準。農忙季節，我們調整生產計劃，讓工人分批迴家收莊稼。工人把廠當家，廠也要把工人當家人。”
林致遠深有感觸。這種充滿人情味的管理，在大城市的企業裡很少見到，但在鄉鎮企業裡卻很普遍。
下午，他們又走訪了幾家企業：一家做汽車配件的機械廠，老闆是退伍軍人，員工主要是退伍兵和他們的家屬；一家食品加工廠，專門加工本地特產，原料全部來自周邊農戶；一家塑膠製品廠，老闆是返鄉大學生，用所學知識改良生產工藝……
每一家企業都有自己的故事，但都有一個共同點：紮根鄉土，服務鄉親，帶動就業。
晚上，在鎮政府食堂吃飯時，鎮黨委書記老劉的話讓林致遠陷入深思：
“林總，您知道嗎？我們鎮十年前還是個窮鎮，人均年收入不到三百塊。現在呢？去年人均收入一千八，翻了六倍。靠的是什麼？就是這些鄉鎮企業。”
老劉掰著手指頭算賬：“一個工人在廠裡上班，一年收入三四千塊，比種十畝地還強。而且不耽誤農活，不耽誤照顧家。年輕人不用跑到廣州、深圳去打工，就在家門口就業，結婚生子，孝敬父母。我們鎮的留守兒童、空巢老人，比周圍鄉鎮少一半還多。”
孫建國補充：“更重要的是，鄉鎮企業把財富留在了農村。工人賺了錢，在鎮上消費——買衣服、下館子、蓋房子、供孩子上學。鎮上的商店、飯館、學校、醫院，都跟著發展起來了。這就是良性迴圈。”
林致遠想起了沈清秋常說的“三農問題”：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而鄉鎮企業，似乎提供了一條破解之道。
那一夜，在鎮政府簡陋的招待所裡，林致遠輾轉反側。窗外是鄉村寧靜的夜，遠處偶爾傳來狗叫聲。但他的腦海裡，卻翻滾著一個宏大的構想。
第二節 基金構想：從輸血到造血
回到北京後，林致遠立即召集啟航投資團隊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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