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0月，紐約，索羅斯量子基金總部。
在可以俯瞰中央公園的頂層會議室裡，艾米麗與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相對而坐。這是他們的第三次會面。
“艾米麗，我喜歡你的風格。”索羅斯抽著雪茄，說話直率，“海灣戰爭後敢投資科威特，蘇聯解體後敢投資俄羅斯。這種逆向思維，是偉大投資者的特質。”
“謝謝，喬治。”艾米麗微笑，“但我認為，這不僅是逆向思維，更是價值發現。當大多數人看到風險時，我們看到的是被低估的價值。”
“說得好。”索羅斯身體前傾，“那麼，你現在看到的‘被低估的價值’在哪裡？”
“東歐電信業。”艾米麗毫不猶豫，“具體說，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四國。”
她開啟資料夾：“這四個國家正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電信基礎設施嚴重落後。固定電話普及率不到20%，行動電話幾乎是空白。而隨著經濟發展，電信需求將爆發式增長。”
索羅斯感興趣了：“資料呢？”
艾米麗遞上報告：“我們團隊調研了三個月。以波蘭為例——人口3800萬，目前只有350萬部固定電話，平均每百人9.2部。作為對比，西歐國家是每百人50部以上。行動電話更少，全國只有不到5萬用戶。”
“市場空間巨大。”索羅斯點頭，“但問題是什麼？”
“三個問題。”艾米麗分析，“第一，資金短缺。東歐國家政府沒錢投資；第二，技術落後。現有裝置還是蘇聯時期的；第三，人才缺乏。懂現代電信運營的人太少。”
“那麼你的解決方案是？”
“三管齊下。”艾米麗早有準備，“第一，資金。我們和量子基金合作，籌集5億美元專項基金。第二，技術。引入中國華為的GS備——價效比高，適合發展中國家。第三，人才。從中國電信、華為抽調工程師，同時培訓本地員工。”
索羅斯眼睛亮了：“華為？就是那家中國通訊裝置公司？我聽說過，他們正在研發GS統。”
“是的。”艾米麗調出華為的資料，“華為從1992年開始研發GS預計1995年推出商用系統。價格預計比愛立信、諾基亞低40%，效能達到80%。對於資金緊張的東歐國家，這是最佳選擇。”
“你怎麼確保華為的技術可靠？”
“兩個保證。”艾米麗說，“第一，華為已經在國內多個城市試驗GS絡，效果良好。第二，致遠資本將投資華為GS目，成為戰略股東。我們會派駐技術人員參與研發，確保產品符合國際標準。”
索羅斯沉思良久。會議室裡只有雪茄煙霧緩緩上升。
“我需要見見華為的人。”他終於說，“如果他們確實如你所說，這個合作可以繼續談。”
“沒問題。”艾米麗立即說，“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先生下個月訪美，我可以安排你們見面。”
“好。”索羅斯站起來，伸出右手，“艾米麗，如果這個專案做成，將是東西方資本合作的典範——美國資本、中國技術、東歐市場。”
艾米麗握住他的手：“這正是我想做的。資本沒有國界，它只流向價值被低估的地方。”
離開索羅斯辦公室時，艾米麗知道，東歐電信這盤棋，已經落下了第一顆關鍵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