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她掏出一張皺巴巴的《解放日報》，1981年1月28日的。上面有一篇短訊：“本市將選擇部分企業進行股份制試點，探索籌集資金新途徑。”她指著標題說：“你看，股份制試點。這就是股票的前奏。我上輩子見過，八西年上海發第一張股票，飛樂音響，一百塊一股，沒人要。後來漲到幾萬塊。”
梁昇看著報紙，心裡一陣翻騰。股票！他想象著一張紙變成幾萬塊，像做夢一樣。但他信她。她說的每一件事都一一應驗了。
“珊珊，那我們現在怎麼辦？”他問。
“等。南京的價格還沒到一百，等漲到一百，我們手裡的券就值一百。但我們不能賣，要等翻十倍以上。而且，廠裡查得嚴，私下交易轉到外面，價格會漲得更快。我們得沉住氣。”
她從布袋子裡拿出那張手繪地圖，上面多了幾個紅點，旁邊寫著價格。“這是儀表廠，這是無線電西廠。我去了這兩個地方，問了價格，記了。”
他看著地圖，她的字歪歪扭扭，但清清楚楚。他心裡一陣酸。她一個人，在上海跑了兩天，就為了這些數字。
下午，他去食堂買了兩個包子，一碗湯。回來時，她正坐在床邊，翻那本《上海企業》雜誌。他遞給她一個包子，她接過去，咬了一口。
“柱子，我明天去趟廢品站。”她說，“那個老頭說，最近收了不少機床廠的檔案，可能有新東西。”
“我陪你去。”
“不用。你明天不是有課嗎？我自己去。”
他點點頭。她總是這樣，一個人跑前跑後，從不讓他操心。他看著她嚼包子的樣子，腮幫子鼓鼓的，像只小倉鼠。他忽然覺得，這日子雖然緊巴，但有她在，心裡就踏實。
傍晚，趙大爺敲門進來，手裡提著個網兜，裡面裝著兩個蘋果。“丫頭回來了？給你倆補補。”他放下蘋果，看了看鐘珊珊，說：“上海咋樣？”
鍾珊珊把上海的情況簡單說了。趙大爺聽完，咂咂嘴：“一百二啊，真敢出價。我兒子說，廠裡現在人心惶惶，有人偷偷把券藏起來，等漲價。也有撐不住的，低價賣了。我兒子說，有個車間主任，急用錢，五十塊的券，西十塊就賣了。”
梁昇心裡一動。西十塊！低於面值賣。這說明有人缺錢，等不住。如果手頭有閒錢，可以低價收。但他沒錢了。暗賬裡的一千二百多塊，是應急用的，不能動。
“趙大爺，您兒子還說啥沒？”他問。
“說廠裡最近在搞分紅，去年年底的分紅，每股六釐，己經發了。有人拿了分紅，更捨不得賣了。”
分紅！六釐，五十塊就是三塊錢。雖然不多，但說明這東西能生錢。他記住了。
趙大爺走了，屋裡安靜下來。鍾珊珊收拾了東西，靠在牆上，看著他。
“柱子，等春天來了，咱們去玄武湖走走。”她輕聲說。
“好。等春天。”
他走過去，坐在她身邊。窗外，天黑透了，路燈的光透過玻璃，在地上投下一方昏黃。梧桐枝還在敲打玻璃，但聲音輕了，像在催眠。他摟住她的肩膀，她靠在他懷裡。他聞著她頭髮上的肥皂味，混著淡淡的煤煙味，覺得這是世界上最好聞的味道。
夜裡，他躺在床上。棉襖蓋在身上，手摸著領子裡的股票。兩張紙，薄薄的，隔著布，幾乎感覺不到。但他知道它們在。它們像兩顆種子，埋在土裡，等著春天。
他想了很多。想北大荒的雪，想珊珊凍紅的手，想那些省下來的每一分錢。他想，這五十塊錢，加上那十塊集資券，也許真的是個開始。鍾珊珊說以後能翻幾十倍，他信。上海的訊息證實了，一張券有人出一百二收。南京遲早也會跟上。但他也知道，路還長。從五十塊到幾百塊，再到幾千塊，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他得等，得守，得熬。
等得起。
他閉上眼。月光從窗戶照進來，落在詞典上。詞典安靜地躺在桌上，封底硬邦邦的，裡面夾著那些資料，薄薄的，但沉。這些紙，加上暗賬裡的一千二百多塊，是他和鍾珊珊的全部家當。他不是守財奴，但他知道，這些錢是他們走出北大荒、在南京站穩腳跟的本錢。
他翻了個身，面朝牆壁。牆上的裂縫像一條路，彎彎曲曲的，通向上海，通向未來。他閉上眼，聽著窗外的風聲。梧桐枝敲打著玻璃，“嗒、嗒、嗒”，像有人在敲門。他沒理，閉著眼，慢慢又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他醒來時，棉襖還在身上。他拿起它，穿上，扣好釦子。領子豎起來，遮住後頸。他摸了摸，股票在。銀元在。暗錢卷在。一切安好。
日子一天天過，春天一天天近了。鍾珊珊回來了，他得和她一起，守好這個家，等那些紙變成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