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七月的斯坦福，加州的陽光一如既往地燦爛。
王景軒回到校園已經整整兩週了。
他把全部精力都砸進了論文裡。
那趟橫穿米國的實地考察積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
三十多位訪談物件，從底特律廢棄工廠裡蹲在牆根抽菸的失業工人，到匹茲堡轉型中的科技園區裡西裝革履的風險投資人，每一個人的原話都被他用錄音帶和筆記本一字不漏地記錄了下來。
這些聲音是活的，它們的價值遠超任何一篇二手文獻。
但要把這些活生生的經驗和制度變遷的理論框架嚴絲合縫地對接起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花了整整兩週把所有的訪談錄音重新聽了一遍，用英文做了逐字稿，然後把關鍵資訊分門別類地填入理論框架的各個節點。
哪些案例支撐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假說，哪些案例可以用來和八十年代金島開發區的實踐做比較分析，哪些現象需要進一步的文獻支撐，每一個節點都被他用紅筆在草稿紙上反覆塗改。
腦子累極了的時候，他會放下筆，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
然後，那些畫面就會不由自主地浮上來，懷俄明州那個星空低垂的營地，內華達戈壁灘上跳躍的篝火，猶他州紅巖峽谷裡被夕陽燒成金紅色的巖壁，還有房車裡那些溫暖的夜晚。
周雅芳髮間的清香，周琳琳蜷在他懷裡的溫度，三個人擠在狹小的房車卡座裡喝著熱茶規劃下一站路線的聲音。
荒唐。他在心裡用這個詞概括了那一個多月。
但這個詞從他心底劃過的時候，沒有半分悔意，反而帶著一絲自己也說不清的懷念。
他睜開眼睛，端起桌上已經涼透的咖啡灌了一大口，然後重新拿起筆，繼續啃下一個理論節點。
這段回憶之所以揮之不去，不只是因為那一個多月的親密。
更是因為這兩個女人在紐約和他道別時的姿態。
沒有糾纏，沒有索取。這種乾淨利落的分寸感，讓王景軒在敬重之餘，也多了一份說不清的牽掛。
九月，他的論文初稿終於有了一個完整的雛形。
理論框架部分他重寫了三遍，實證分析部分他引用了從底特律到匹茲堡的十幾個案例，比較研究部分他把金島開發區的實踐和米國鐵鏽帶產業轉型的困境放在同一個分析框架裡，找到了幾個讓霍夫曼教授拍案叫絕的共鳴點。
“這一遍好多了。”
霍夫曼摘下老花鏡，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樑，然後把列印稿放在辦公桌上，“你的理論深度明顯比上學期進了一大截。特別是關於制度變遷中關鍵節點和路徑依賴的互動機制，你結合金島的案例和米國鐵鏽帶的對比，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分析模型。”
王景軒正要開口道謝，霍夫曼又加了一句：“但最後一章還有幾個地方需要再打磨。另外，你的實證資料太依賴訪談，缺乏系統性的定量支撐。我建議你用幾周時間補一些統計資料的分析。”
“明白。”王景軒點頭。
日子就這麼平淡地流淌著。
做研究、寫論文、泡圖書館，他幾乎已經習慣了這種清苦而充實的生活節奏。
他以為接下來的幾個月也會這樣安靜地度過，直到十二月份訪學期滿，收拾行李回國。
他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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