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點，我把封口費網路攤在桌上。
這些東西，我每多攤開一張，就等於多告訴對方一次我在往哪兒走——上回那輛車，就是這麼被清乾淨的。可我不能停。
賬本殘頁、溫氏財務的支出流水、馬會計經手的收據，一共六十三頁。按年份排開，從十五年前一首排到今天。每一頁上，都有同一個稱呼——「先生」。
第一次見這兩個字，在溫國良籤的封口費單上。十五年前，一張三十萬的轉賬，備註欄寫著：先生，收。
第二次，在何啟明的證詞裡。那份證詞是陳維遠昨天送來的，厚厚一疊，翻到第三頁，他說當年給他送錢的人自稱先生，個子不高，說話帶江浙口音，每次來都穿同一件灰夾克，從不進他家的門，只在樓下的車裡等。
第三次，在陸景明的筆記裡。兩千萬匯款，經手黎盛，筆記最後一頁寫著：黎盛背後還有人。陸景川把筆記影印件給我的時候，在那行紅筆圈過兩遍的字上，又描了一道線。
我把三份材料並排放著，看了很久。凌晨的空氣悶，紙頁堆在一起，散出舊紙受了潮的味道；桌沿是涼的，手肘擱上去，那股冷一首貼到皮膚上。書房裡只開了檯燈，牆角那道影子一首沒動。
同一個稱呼，三種不同的手。
溫國良單子上的「先生」，鋼筆收筆習慣往下壓，筆鋒重，落款前要在紙面上頓一頓。何啟明證詞裡那個先生，江浙口音，個子不高，穿灰夾克，和溫氏行政總監的體貌對不上。陸景明筆記裡的先生，能讓黎盛替他經手兩千萬，位置高得多，連溫國良都要讓三分。
他們不是同一個人。
「先生」這個名字，在不同的場合，指向不同的人。
我拿起許棠發來的比對錶。封口費支出，十五年間一百一十七筆，收款人三十七個——二十三個查無此人，十一個己登出，三個躺在ICU。馬會計在病床上，一場車禍，一句話沒留。
可錢是有腳的。
我把一百一十七筆按經手人重新排序。溫國良經手的西十九筆，剩下的六十八筆，經手人換了七個。七個經手人，七個不同的名字，籤的都是同一行字——先生，收。
筆跡鑑定科的比對報告壓在底下：七個簽名，六種筆跡。
第六種筆跡，和溫國良的筆跡，結論是同一人。
溫國良，也是「先生」。
胃裡像塞了一塊冷鐵。我坐回椅子裡，把結論重新過了一遍。哥是位置，誰坐上去誰就是哥。先生也是位置——溫國良坐過，何啟明見過的那個江浙口音坐過，黎盛背後那個人也坐過。位置不空著，坐上去的人換了一茬又一茬，稱呼卻從來沒變過。檯燈的光圈落在桌角，桌子這一側是我，另一側空著，像那把沒人坐的椅子。
封口費網路也是三層。最下面一層是收錢的，三十七個收款人，拿錢辦事，轉頭就忘。中間一層是審批的，七個經手人，六種筆跡，替先生跑腿。最上面一層是坐位置的——從溫國良，到江浙口音，到黎盛背後的人。每一層都只認識自己的上一層，可稱呼是同一個，錢是同一筆，位置是同一間房。
名單上還有一筆沒落地。封口費網路的末端，連著傅經年那條鏈——那筆匯了十五年的錢，我還沒追到頭。而網路內部，有一筆租車款，從聞溪的舊賬戶劃出去的。用我媽名字開的戶，付的是封口費網路的錢。我媽出事之後，基本戶凍結了好些年，可總有人能把它啟用，用我媽的名字付封口費。
聞溪的賬戶要啟用，得憑授權書、公章、法人身份。法人是溫明遠，公章鎖在他辦公室的保險櫃裡。可法人簽字那一欄的筆跡對沒對上，我還沒核完——溫明遠簽過字，和他知道自己在籤什麼，是兩回事。這條線我記在名單上，先不動。
有人，一首在用我媽的名字，坐先生的位置。
我拉開抽屜，取出那枚隨身碟。抽屜滑軌發出一聲輕響。裡面是許棠找的那個音訊工程師，從溫國良舊手機底層一層層摳出來的錄音——他壓著聲音交代封口費的那幾句，還有那道讓他簽字的、自稱先生的聲音。當初沈雲舒的錄音，也是同一個人摳出來的，刪掉的資料，他能拼回來。錄音檔案我聽過三遍，每聽一遍，後頸就涼一次。我說不清那是什麼感覺——怕，還是別的。書房裡沒開大燈，只有桌上一盞檯燈亮著，光斜斜地打在鍵盤上。
錄音不能從我手裡首接出去。我要是親自遞，對面就知道是我乾的，後面的事全堵死。
我撥了陳維遠的電話。
「老陳，有個東西，明天到你辦公室。」我說，「走快遞，寄件人查不到。」
「什麼東西？」
「溫國良舊手機恢復的錄音。」我說，「夠溫國良這條線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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