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觀潮走進吉田物產那棟灰撲撲的三層小樓時，是下午兩點十分。
她在門廳登記簿上寫下自己的名字和所屬報社，前臺一個穿和服的日本女人微笑著將她引上二樓，木屐在樓梯上發出清脆的叩擊聲。
採訪室是一間朝北的小房間，大約十平方米，窗戶臨街，能看到對面屋頂上晾曬的衣物和一隻蹲在煙囪上的野貓。
吉田已經在房間裡等著了，見她進來，起身鞠了一躬，態度客氣卻不熱情。
他是個五十出頭的中年男人，身材矮胖，臉上掛著一種標準的微笑，不多不少，恰好在禮貌和疏離之間。
“林小姐，久仰大名。”他的中文帶著明顯的口音，但語法和用詞都很準確，“您在《上海週刊》上發表的那篇關於舊書店的文章，我拜讀過，寫得很有趣味。”
“吉田先生過獎了。”林觀潮在他對面坐下，從包裡取出筆記本和鋼筆，動作從容而自然，“我只是隨手寫寫，談不上什麼文章。”
整個採訪過程平淡得像一杯溫水。
吉田的回答中規中矩，沒有任何超出商業範疇的資訊。
吉田物產主要經營紡織品和日用雜貨的進出口貿易，業務範圍覆蓋華東和華南幾個主要城市，公司規模不大，在上海已經有七八年的歷史。
他對中日關係的看法謹慎而保守，用的是那種在任何公開場合都不會出錯的措辭：“希望兩國能夠早日恢復正常邦交”“商業是和平的橋樑”之類的話。
林觀潮按事先準備好的問題清單逐一提問，筆尖在本子上流暢地滑動，偶爾抬頭補充追問一兩句，神情專注而自然。
她問的問題都不深，不涉及政治，不觸碰敏感話題，完全是文化版記者對一個普通外商的標準採訪。
她不知道的是，在她頭頂上方半層樓的樓梯拐角處，有一個人已經站在那裡看了她很久。
宋懷安今天沒有穿軍裝。
一件深灰色的便服外套，領口鬆散，褲線筆直，整個人靠在二樓上三樓的轉角牆壁上，從欄杆的縫隙里居高臨下地注視著她。
從這個角度，他只能看到她的側臉和一部分桌面。
她低頭寫字時，額前的碎髮會垂下來遮住眉梢，露出耳後一小片白皙的肌膚，她的耳垂上沒有戴耳環，只有一個極小的、幾乎看不出來的耳洞痕跡。
她抬頭提問時，下巴會微微揚起，脖頸的線條繃出一道優美的弧線，像一隻警覺的鹿。
她的每一個動作都乾淨利落，沒有多餘的小動作，沒有不安的張望，沒有頻繁地調整坐姿，沒有下意識地去摸頭髮或者衣領。
一個訓練有素的記者也不過如此。
可正是這份“太過正常”，讓宋懷安心裡的那根弦越繃越緊。
一個在戰時從法國回到上海的女人。一個有著法國男友做掩護的女人。一個漂亮得讓人過目不忘、卻選擇了一份需要拋頭露面的職業的女人。
一個走進日資商社大樓、面對一個日本商社高管、卻能全程保持從容和鎮定的女人，她既沒有表現出任何敵意，也沒有表現出任何刻意的親近。
太正常了，反而最不正常。
因為一個真正普通的年輕女人，在面對一個日本商社高管時，多多少少會有一些不自在，要麼緊張，要麼刻意熱情，要麼小心翼翼地迴避某些話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