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國又一次被電話鈴聲從夢中驚醒。
凌晨兩點十七分，手機螢幕亮得刺眼，上面跳動著的“媽”字像一根針，直直地扎進他的太陽穴。他揉了揉惺忪的眼睛，看了一眼身旁被吵醒的妻子王秀蘭，她翻了個身，用被子矇住了頭。什麼話都沒說，但那個背影裡寫滿了厭倦。
“建國啊，你弟弟他們一家出去旅遊了，媽這邊水管漏水，你趕緊過來看看。”電話那頭，母親的聲音又急又尖，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命令感。
李建國握著手機沉默了兩秒。窗外正下著大雨，從城東開到城西至少要四十分鐘，明天還要早起趕一個專案標書。他張了張嘴，想說“媽，明天行不行”，話還沒出口，母親就像長了千里眼似的補了一句：“你要是忙就別來了，讓媽一個人淹死在家裡算了。”
這話就像一根繩子，精準地套在了李建國的脖子上，然後猛地一收。他彷彿聽見自己喉嚨裡發出一聲悶響，然後認命地開始穿衣服。
王秀蘭終於忍不住了，猛地坐起來，聲音壓得極低卻字字帶刺：“李建國，你媽家水管漏水，你那個弟弟一家子是有手有腳的吧？他們出去旅遊就是天大的事，你加班加點給她當牛做馬就是活該？你媽眼裡有你這個兒子嗎？”
李建國沒有吭聲，穿好鞋拿上車鑰匙就走了。防盜門關上的那一刻，王秀蘭把枕頭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雨刮器開到最大檔，前擋風玻璃依然是一片模糊。李建國握著方向盤，忽然想起一件事。上個月弟弟李建軍一家去海南玩，發了條朋友圈，九宮格照片裡笑得那叫一個燦爛。母親第一時間點了贊，還在下面留言說“玩得開心，家裡有媽呢”。而自己連續加了半個月的班，累得胃出血住院，母親一個電話都沒打來，最後還是王秀蘭請了假在病床前守著。
這些事情不能細想，一想就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鹹混在一起，最後只剩下一種苦澀的味道在嘴裡化不開。
到了母親家，李建國渾身溼透，檢查了一圈發現根本不是什麼大問題，就是水龍頭鬆了，擰緊就好。母親站在旁邊看著，嘴裡唸叨著：“你弟弟也不容易，好不容易請了假出去玩一趟，媽不能拖他後腿。你反正離得近，幫幫忙怎麼了？”
李建國擰緊最後一個螺絲，蹲在地上沒有立刻站起來。他想說，媽，我住在城東，從城東到城西要跨過整個市區，這叫離得近？弟弟住在隔壁小區，步行不到十分鐘，那叫什麼？他張了張嘴，這些話最終還是嚥了回去。說出口又有什麼意義呢？從小到大，這些話他說了沒有一千遍也有八百遍，結果永遠是那一句——“你是當哥的，讓著弟弟怎麼了？”
他站起來，把工具收好，說了句“媽，我走了”就往外走。母親在後面喊：“等一下，把這個月的贍養費給我，你弟弟最近手頭緊，媽拿我的那份補給他了，你可不能少給。”
李建國的腳步頓了頓。他每個月的贍養費從來都是按時打到母親卡上的，一分不少。而弟弟那份，十年裡按時給的次數屈指可數。母親嘴上說替他墊了，實際上那些錢還不是從父母自己的退休金里扣出來的？他攥了攥拳頭，最終還是從皮夾裡數出十二張紅票子，放在了鞋櫃上。
回到車裡，他沒有立刻發動。雨漸漸小了，車窗上的水珠慢慢匯聚成一道道細流，像極了某種無聲的淚水。他想起小時候，家裡條件不好，但每次吃雞，兩隻雞腿永遠是弟弟的。他問過一次，媽媽說：“弟弟小，你讓著他。”後來他不再問了。再後來他工作了，第一次發工資給母親買了一件羊毛衫，母親接過來看了看，說“顏色不太好看”，然後轉頭就拿去換了一件款式給弟媳。
這些記憶像一塊塊磚頭，經年累月地砌成了一道牆，把他和那個叫做“家”的地方隔開了。
故事要從三十多年前說起。
李建國出生那年，父親李德厚在鎮上的磚瓦廠上班，母親張桂蘭在家務農。那時候日子苦，但李德厚常說一句話：“再苦不能苦孩子。”夫妻倆省吃儉用，把全部的希望都寄託在了大兒子身上。李建國也確實爭氣，從小學到中學，成績一直是年級前幾名，獎狀貼滿了半面牆。
三年後，李建軍出生了。這個弟弟和哥哥截然不同，從小就機靈嘴甜，見人就叫叔叔阿姨好，一張小嘴能把人哄得心花怒放。張桂蘭對這個小兒子的偏愛，從襒褓時期就開始了。李建國記得很清楚，弟弟發燒到三十八度，母親急得連夜抱著他走了五里路去鎮上的衛生院。而他七歲那年發高燒到四十度，一個人躺在床上渾身發抖，母親摸了摸他的額頭說：“沒事，多喝點熱水就好了。”
不是不愛，只是愛是有配額的。在那個四口之家裡，愛的分配從來就不是平均的。
李建國十二歲那年暑假，父親在磚瓦廠出了事故，摔斷了腿，家裡的頂樑柱一下子就塌了。母親一個人既要照顧父親，又要種地，還要拉扯兩個孩子，日子難過得像擰乾的毛巾，再也擠不出一滴水來。那時候李建國剛考上鎮上的重點初中，學費雖然不多，但對這個風雨飄搖的家來說依然是一筆沉重的負擔。
張桂蘭坐在堂屋裡，對大兒子說：“建國啊，要不你別唸了，去鎮上找個活幹，幫襯幫襯家裡。”
十二歲的李建國站在堂屋門口，陽光從身後照過來，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長很長。他低著頭，沒有掉一滴眼淚，只是輕輕地嗯了一聲。他知道，如果今天是弟弟面臨同樣的處境，母親一定會砸鍋賣鐵供他讀書。但他沒有問為什麼，因為他早就知道答案。
從那以後，李建國的人生軌跡就徹底改變了。他去鎮上的汽修廠當了學徒，十四歲就能獨立修發動機，十六歲成了廠裡最年輕的技工。他把每個月掙的錢一大半都寄回了家，自己只留下夠吃飯的錢。十九歲那年，他用攢下的錢買了一輛二手的麵包車，開始跑運輸，後來又開了一家小型物流公司，日子才算慢慢好起來。
而弟弟李建軍呢？書念得一塌糊塗，初中畢業就不肯再讀了。張桂蘭捨不得讓他去打工，說“弟弟身子骨弱，幹不了體力活”，於是李建軍就心安理得地在家啃老了好幾年。後來李建國託關係給他找了個廠裡的工作，幹了不到兩個月就嫌累不幹了。再後來李建國出錢讓他學了駕照，又把自己的舊車給了他跑網約車，幹了半年嫌來錢慢，又把車賣了。
每一次，李建軍搞砸了什麼事，最後收拾爛攤子的都是李建國。而張桂蘭永遠是那句話：“你是當哥的，他不找你找誰？”
李建國二十五歲那年認識了王秀蘭。王秀蘭是個實在人，在超市當收銀員，長得不算漂亮，但心腸好，手腳麻利。兩個老實人湊在一起，日子過得雖然不算富裕，但勝在安穩踏實。結婚的時候，張桂蘭說家裡拿不出錢來，李建國也沒指望家裡，用自己的積蓄簡單辦了幾桌酒席，連件像樣的傢俱都沒買。
婚禮那天，張桂蘭穿得比新娘子還喜慶，從頭到腳都是新買的。李建國後來才知道，母親身上的那套行頭花了三千多塊，是弟媳陪著去挑的，用的還是他平時寄回去的家用。
王秀蘭嫁過來之後才知道這裡面的水深。第一年過年，張桂蘭給孫子包紅包，老大這邊兩個孩子一人一百，老二那邊一個孩子五百。王秀蘭當場臉色就不太好看了，但看在過年的份上忍了。可是這種事情有一就有二，從此以後逢年過節，兩邊的待遇從來就沒有平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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