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七年正月十六日的喪鐘，餘音未散，紫禁城便再度進入國喪的縞素之中。
然而，與七年前烈祖章皇帝大行時舉國同悲、朝野惶惑不同，此次權力過渡顯得更為迅捷有序。
太子朱由棟，這位時年三十四歲、早已深度參與兩朝政務的儲君，在楊漣等顧命大臣的輔佐下，於正月下旬告祭天地宗廟，御極登基，詔告天下以明年為“大正”元年，取“大中至正、廓清寰宇”之意。
新帝登基後的首要禮儀，便是為剛逝的先帝議定廟諡。
有了烈祖章皇帝的前例，禮部此番謹慎了許多，既不敢再以常例敷衍，又需避免再次引發逾制之爭。
經反覆斟酌，呈上方案，廟號“毅宗”，取“剛毅果決、勵精圖治”之意，貼合永和帝以嚴猛手段整肅吏治、強化考成的執政風格，諡號則定為十七字——“紹天繹道剛明克儉敦孝弘文肅武襄皇帝”。
“紹天繹道”承繼天命、延續道統；
“剛明克儉”彰其剛毅明察、厲行節儉；
“敦孝弘文”顯其孝親友悌與文治教化；“肅武襄”則概括其以嚴肅綱紀、武力襄助社稷之功。
此議雖仍循十七字舊例，但字字斟酌，力求全面。
大正皇帝朱由棟覽畢，未多做糾結，硃筆圈定：“可。便依此議，奉父皇神主入太廟，祔於烈祖之次。”
其決斷之速，隱隱透出一股不同於其父祖的、更為務實甚至淡漠的作風。
對他而言，禮儀名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儘快掌控全域性，推行己志。
大正朝的帷幕，便在這樣一種高效而略顯冷峻的氛圍中拉開。
然而，群臣很快發現，這位新帝的“己志”，遠超他們想象，其路徑與永和帝的內向整肅截然不同，更與其祖父烈祖章皇帝的全面開拓有所區別。
朱由棟的意志，無比清晰地指向了對外征伐與武力擴張。
烈祖朝雖將極西之地納入羈縻，但更西的波斯，北面的羅斯人，一直侵擾。
大正二年，訊息傳至京師，朝議紛紜，多數文臣及部分武將主張遣使斥責、加強邊防，認為勞師遠征，耗費巨大，且極西之地地僻，得之難守。
但龍椅上的朱由棟，只冷冷丟擲一句：“烈祖能定極西，朕便不能廓清西域？商路不通，西疆不靖，何談大正？”
他力排眾議，調集甘、涼、肅精銳，並抽調部分京營火器部隊，以寧國公李如松之子李性忠為主帥，悍然西征。
此戰開啟了大正朝長達十餘年的極西戰事。
明軍憑藉精良火器與嚴酷軍紀，雖屢遭挫折，但在皇帝不惜代價的持續投入下，步步為營，逐一拔除敵對勢力堡壘。
戰爭消耗了海量錢糧民夫，陝甘百姓賦役陡增，怨聲漸起，但朱由棟充耳不聞，前線要兵給兵，要糧調糧，甚至將永和朝部分財政結餘也迅速投入這個無底洞。
至大正十五年，明軍大敗羅斯波斯聯軍，簽訂波斯合約，兩國都成熱鬧大明對於極西之地的統治。
但統治成本高昂，駐軍、移民、維穩壓力巨大……但，大正皇帝，卻毫不在乎。
大正八年，正當西域戰事膠著之際，東方又起波瀾。
倭地六省中實力最強的齊王，因不滿朝廷近年不斷收緊藩王權力、削減護衛、干預封地內政，憤而起兵，以“清君側、復祖制”為名，糾合部分不滿朝廷政策的倭地藩王，掀起叛亂。
訊息傳來，朝野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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