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遠方繼續說，語速不快，但每一個字都帶著分量：
“就圍繞著這五個問題，五個組，每個組聚焦一個問題，帶著問題下去，選擇合適的地區、合適的企業、合適的科研院所、合適的大中專院校，展開摸底。不要去那些跟問題不沾邊的地方，不要把時間浪費在聽彙報、看展板、吃招待飯上。到了地方，直接去車間，去實驗室，去跟一線的工程師、技術員、工人聊天。他們說的，比任何彙報材料都值錢。”
蘇景行站在旁邊，手裡握著筆，筆尖懸在紙面上方，一動不動。
他在消化董遠方說的每一句話，也在消化這件事的難度。
一週之內出發。五個調研組。
人員從哪裡來？車輛怎麼安排？
地方上的對接怎麼協調？企業願不願意配合？
這些具體的問題，像一群密密麻麻的螞蟻，在他腦子裡爬來爬去。
董遠方注意到了蘇景行的表情。
那種表情他太熟悉了，不是反對，不是質疑，而是一個執行者在面對一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時，本能的猶豫和壓力。
“蘇主任，你是不是覺得時間太緊了？”
董遠方放下筆，抬起頭看著他，語氣比剛才柔和了一些，但柔和裡沒有退讓。
蘇景行斟酌了一下措辭。
他不是不敢說話的人，在辦公廳幹了這麼多年，他知道什麼時候該說話，什麼時候不該說話。
現在這個場合，董遠方問了他，他就該說。
“董主任，一個半月之內跑完這麼多地方，還要出報告，”
蘇景行停頓了一下，像是在掂量自己的措辭會不會太重：
“我怕下面的同志吃不消。不光是體力的問題，還有時間的問題。很多企業不是我們說去就能去的，要提前預約，要跟地方上溝通，要有正式的函件。這些流程走下來，一個企業沒有三五天搞不定。再加上路上的時間，調研的時間，回來整理材料的時間——”
他停住了。
話沒有說完，但意思已經很清楚了。
董遠方聽完，沒有立刻回答。他靠在椅背上，沉默了幾秒。
辦公室裡很安靜，只有窗外偶爾傳來的汽車聲和日光燈嗡嗡的低鳴。
然後他坐直了身體，雙手平放在桌面上，看著蘇景行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說：
“吃不消也得吃。”
蘇景行沒有說話，等著他往下說。
“蘇主任，不是我不體諒下面的同志。”
董遠方的聲音不高，但每一個字都沉甸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