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讓他擔心的，不是處分本身，而是這件事在部裡的影響。
訊息傳得比他預想的快得多。
檢討書還沒寫，部裡已經有人在打聽這件事了。
午飯時候在食堂，董遠方端著餐盤走到角落坐下，周圍的人看見他，目光要麼躲閃，要麼多停留了那麼一兩秒。
沒有人過來搭話，也沒有人刻意迴避，但那種若有若無的距離感，像一層透明的膜，把他跟周圍隔開了。
他忽然有特殊的感受。
那種感受不是恐懼，不是憤怒，而是一種很深的疲憊。
你明明沒有做錯什麼，但所有人都覺得你做了什麼。
你解釋不清，也無需解釋，因為你越解釋，別人越覺得你心虛。
你只能沉默，然後等著時間把這件事慢慢沖淡，或者等著另一件更大的事把它覆蓋掉。
摸底工作還在繼續。
蘇景行和周敬山、趙啟峰、陳知行帶著各小組，按照既定方案分頭推進。
甬波市的走訪結束後，趙一鳴帶著小組去了江北省平江市的高新科技園，按計劃走訪了幾家做新材料和智慧裝備的企業。
每天都有一摞一摞的材料傳回京都，調研記錄、企業情況表、問題清單、政策建議，堆積在辦公室的案頭上，像一座緩慢生長的山。
但董遠方顯然不適合再帶隊下去了。
不是他不想去，是去了不合適。
舉報的風波還沒完全平息，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被解讀成“頂風作案”、“不知悔改”。
況且，摸底工作本身就要求調查人員與被調查物件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感，一個剛被紀檢組約談過、還在檢討期內的辦公室主任，再大搖大擺地出現在地方企業面前，無論對他自己還是對摸底工作，都是一種不必要的干擾。
蘇景行在電話裡試探著問過一次：
“董主任，平江那邊還有兩家重點企業沒走訪，要不您……”
“不去了。”
董遠山的回答很乾脆：
“你們按計劃推進，我在京都做後方支援。各小組整理回來的資料需要有人系統梳理、歸納、分析，這件事我來做。”
蘇景行沉默了兩秒，然後說：
“也好。”
也好。這兩個字裡包含了多少理解和無奈，董遠方聽得出來。
於是，董遠方開始了他所謂的“後方支援”工作。
